本报评论员 李琼

9月17日，思想家、哲学史家萧萐父先生在武汉溘然长逝，享年八十四岁。先生逝去，不仅是中国哲学界之重创，亦为江城之损失。

萧萐父先生在中国哲学领域耕耘六十年，但他的卓著声望非仅得自于耕耘的资历，而主要来自于他对中国思想界的重大贡献，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他的逝世而专文纪念的原由。中国的现代化，既是一个实践进程，也是一个思想进程。萧萐父先生的卓越贡献，在于开启认识中国思想自身启蒙趋向的门径，使人重新注视明清之际中国思想在专制主义批判和个性解放方向上所达到的水平。他以坚定的启蒙立场，探寻中国现代化的内在思想根芽，开掘一个古老文明拥抱世界价值的源头活水。他的著作充溢着浓烈的感情，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感、批判性与参与意识，带动读者一起奔向文明进步的潮流。他思索的主旨、立论的信心，使人感受到一个启蒙思想家的承担意识；他的个人经历也折射了启蒙的必要及艰难。

笔者于珞珈求学七年期间，虽未得先生亲授知识，但能于先生著作和治学中感受其活力与智慧，更能从师友的仰望尊崇中感受先生学风与人格的巨大存在。某种程度上，萧萐父先生是一个特殊的中国哲学史家，他既不是从寻章摘句找历史光荣，也不是为鄙薄历史提供证据材料，而是在人类进步和社会改新的尺度上发现中国思想史失踪的部分。他对僵化儒学和复古主义有不假辞色的批判，对建构中国思想的新空间有不遗余力的追求，学术不作媚时语，立人但求一个真。他是正直不阿、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亦是敢恨敢爱、能哭能歌的诗人。先生的著作有难以辩驳的逻辑力量，令人震撼的诗性之美。先生高整浏亮之格调，迈轹群伦之风骨，嘉惠学苑，启迪后生。

先生躬耕于学界，并不为多数武汉市民所熟知，先生的逝去，亦难见社会普遍关注和隆重纪念。但先生思虑之所至，不仅标志哲学研究的高度，亦标志武汉这一座城市思想上达至的高度，乃至为中国对传统思想加以认知所达到的一个高度。武汉为先生所居之地，先生之贡献亦是武汉为思想界之贡献，武汉应为拥有先生这样的思想家而自豪，更应为武汉能够做出这样的贡献而体味荣光。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来了解和纪念先生，但作为先生生活和工作50余年的城市，为先生的逝去表达哀思，为武汉丧失这样一个思想标识而表达悲惋，是我们不容推让的责任和态度。

一座城市发展的深度与厚度，不只见于经济发展的速度，更见于精神与气质。武汉是一个以科教资源丰富而著称的城市。这座城市的使命，不仅在于要将巨大物质财富和社会福利贡献于社会，也要为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发展和留存蓄养水源，汇聚力量，彰显价值。

哲人其萎，梁柱摧折，但萧萐父先生的思想和风范永为城市记忆和铭刻。

本文载自2008年9月23日《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