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湘韩，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校友、中国青年报记者，因荣获得第十四届范长江、韬奋奖，于2016年11月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与习近平总书记紧紧握手。

导读

“301房间屋顶那6组18根灯管漂白了四壁，漂白了吴湘韩的头发，也漂白了我们的青春。大家在这里，虽也有埋怨，带着艳羡议论着外面的世界，却依然踽踽前行，以宿命般的决绝对抗着纸媒的衰落和这万物急遽前奔的时代。”

  by 叶铁桥

 今天是第17个记者节，我只想写一个人。

 一直都想写他，只是没有什么好的契机。正好看到他昨天上了新闻联播，难得见他西装革履正襟危坐，觉得这是个好时机。

 因为——可以蹭热点。

 他并不是无名之辈，上新闻联播，是因为第十四届长江韬奋奖获奖者名单有他，而且还被国家领导人接见了。

 但怎么说呢，讲实在话，每届长江韬奋奖的获奖者有20人，绝大多数都没有广泛的社会知名度。

 他也没有。

 

第十四届长江韬奋奖获奖者合影

 

我在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工作时，每逢跟一些新闻界同行提起他，并没有几个人听说过。大家知道的多是李大同、卢跃刚等，要不就是他们口中“小眼睛”的刘万永。

 但在中青报，两个人也许还不一定，只要有三个同事聚到一起，尤其是在饭桌上，他至少有80%的可能会成为话题。

 

一

 当局间话题的第一原因，是他的口音。

 他是湖南新化人，此地民风彪悍，宋朝才被打服，朝廷从“新归王化”中赐名新化。新化的方言出名的难懂。

 这一点同事早有叙述。报社著名摄影记者贺延光采访连战2005年访问大陆之旅，采访手记中有一段是关于他的：

 路上，突接一电话，竟半天听不懂。本来就刚吵了一架，我怒哼哼地叫：你是谁呀？ 对方说了半天，最后我连猜带蒙好像有什么“像喊”两个字。 我愣了一下：“你是吴湘韩吧？” ——我的天，真是他！ 连毛泽东的湖南话我都能听明白，可这个吴湘韩，您算哪个地方的湖南人呦！ “什么事？”我问他。 他又吭嗤半天，我终于弄清楚了他在问我，演讲现场的特写准备怎么写？

这个介绍自己会发音成“我想喊”的人，曾经给报社同事造成很大困扰。

 前任社长陈小川说，有次吴湘韩找他汇报工作，他听了半小时硬是没听懂，迫于无奈，只好问他：“Can you speak English?”

 作为他的湖南同乡，我也没少被他的口音困扰到。第一次见他时，我还在湖南上大学，做毕业实习，先是在湖南一家党报，后来觉得没意思，就想去一直仰慕的中青报，但苦于没有引荐人。

 他那时候正在中青报湖南站驻站，写了很多轰动三湘四水的大稿。有一次，他在中青报上发了篇稿子，为了听取读者意见，就把手机号码公布在了报道结尾。我如获至宝地记了下来，找了个新闻线索联系他。

 ——尴尬的是，我没太听懂他说了什么，但又不好意思问。

 我说想去他那儿实习。他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让我下午去见他。

 从狭窄的蔡锷路走到兴汉门，再走进一栋外表陈旧的居民楼里，进门就看到他家并不敞亮的客厅地板上堆着一摞又一摞报纸。入座后，看着他红润的面色和困顿的眼神，噩梦开始了。

 先前打电话时，多少还能听懂一些啊，怎么现在说的我基本听不懂？聊了一会，我的汗都快下来了，最后终于弄懂了两点意思：1、同意我跟着他实习；2、让我第二天单独出差去永州，采访女精神病人被父母关在铁笼子里的事儿。

 可能是怕我听不懂，他随手写了几点采访提示，我一看更懵了——比听他讲话还难的是，他写的字我没有一个能认得出来！没办法，只好继续问他。

 

二

 

2004年，他调来北京，后来出任特别报道部主任。

 2006年，我也进了中青报，认识了曾长期担任中青报记者部主任、有“部妈”之称的谢湘。

 我进报社时候，谢湘已经是副社长了，她80年代就开始在中青报工作，对于报社人情掌故如数家珍。在我眼中，她就等于“半部报史”。

 谢湘讲掌故有老一辈新闻人的从容不迫，一个个故事信手拈来，完全是白描手法，却分外引人入胜。要做口述史，应该找她。

 吴湘韩就是谢湘1994年从武汉大学招进来的。

 “招他我后悔死了！”一次讲古时，谢湘对坐在她屋里的几个年轻同事说。

 这大大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为什么呀？”

 “那时候，我在社会调查中心当主任，他在武大读研，投了几篇调研稿，很不错，我就问他愿不愿来报社工作。后来他寄过来一份简历——那时候不需要面试——简历里夹了张照片，是他满脸微笑坐在向阳的山坡上。我一看这小伙子不错啊，蛮精神的，就要了。”谢湘说。

 “但是，他来报到的第一天，没来我的办公室，先去的人事处。他刚从人事处出来，人事处处长就给我打电话了，问：谢湘，你都是招的什么人啊？”

 “我问怎么啦？人事处处长说：他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而且逢人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说：‘请秋烟’，这都是什么社会习气？”

 很快，谢湘就见到了吴湘韩，“第一眼见到他我也很失望，我总觉得中青报的记者嘛，虽然不需要那么讲究，但形象至少应该还是要可以的。他穿着一套不知道从哪里借来的西装，太大了！个头也不高，一张嘴，我的天哪，口音太重了！”

 但谢湘很快发现，吴湘韩根本就不抽烟，报到时，他见面给人装烟，是根据湖南风俗表示客气。

 “他在社调中心工作了一年，就来找我”，谢湘模仿着吴湘韩的“湘普”说，“做社调不好玩，我要去采访，要去写稿。”

 为了能采访写稿，1995年，吴湘韩从北京去了中青报湖北记者站，当驻站记者。

 谢湘说，吴湘韩刚去，又闹出个故事。

 当时还有国营商场，谢湘指派他去采访某国营商场老总。采访完后，老总给谢湘打来电话，埋汰道：你们都是派的什么记者啊，他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

 但是过了几天，谢湘又接到这个老总的电话，只是这次是来表扬的。老总说，看到报道了，“记者虽然口音重，但稿子可写得真好”。

 

三

 

1996年，吴湘韩从湖北调到湖南驻站。作为湖南本地人，口音造成的麻烦终于少了一些，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他迎来了记者生涯的爆发期。

 江西省万载县烟花爆炸事故、隆回一中保送生黑幕、98抗洪……大稿猛稿不断，他很快就有了知名度。

 在上世纪90年代，湖南新闻界有著名的“三吴”——除他之外，还有《人民日报》驻湖南站的站长吴兴华和《农民日报》的吴砾星。他们通过调查报道揭露时弊，稿子经常震动三湘，也因此激励了包括邓飞在内的一大批年轻记者。

 2010年至2011年，张志安课题组针对中国调查记者行业做过一次总体普查，发现湖南是最大的调查记者“出产地”，约有14%的调查记者来自湖南，“三吴”的带动作用不可小觑。

 他还是公认的新闻界“湘奸”一词的“词源”。湘籍记者圈传言，90年代，湖南省委宣传部某官员把他叫过去，打印了他过去一年关于湖南的所有报道，然后说，其中有70%多是负面报道，斥责他身为湖南人，不爱护湖南的形象，是“湘奸”。

 对此传言，我曾经为了写篇“调查湘军”的杂志稿，专门找他求证。他在凌晨一点多打来电话，说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当年，湖南省委宣传部某官员确实把他叫到部里过，也确实统计过他那一年写的报道中的负面报道的比例，但未能囊括所有报道。

他更正道：这个官员根本就没有斥责他，更无“湘奸”一说。他猜测很可能是后来有人故意附会上去的。

但“湘奸”一词却不胫而走。而入选“湘奸”队，也几乎成了湘籍调查记者的荣耀，记者圈还一度有“湖南四大湘奸”之说。

吴湘韩在湖南做得最多的是调查报道，但最出名的一篇，是个题为《洞庭大规模退田还湖》的短稿，因为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对此稿做了批示：“这篇文章写得好，朴实无华，但思路清晰，数据说话，令人信服。”

总理都说写得好的记者，可能并不多见吧。

当记者7年后，他又遇到了一个“不多见的事儿”。2001年11月，中青报专门为他召开了个人作品研讨会。在当时仍然名记者云集的中青报，新闻生涯7年就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可见其取得的成就。

当我找出这条“旧闻”时，觉得除了新闻本身外，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与会的专家和新闻单位的领导”了，名单为——李希光、喻国明、杨振武、翟惠生、庹震、陆小华……

 

四

 

我从2006年进中青报起，就一直跟他在一起工作，直到2014年12月31日，我写了篇文章《特别报道的最后一夜》（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回顾原文）。

2014年12月29日，特别报道部排最后一个版，前所未有的夜班大阵容。昨晚，领完长江韬奋奖的吴湘韩在特别报道部的群里说：“特别报道的十年，是我最难忘的。”

我跟他在中青报特别报道部一起做了8年同事。

跟我几乎同时到特别报道部，经历了“特别报道的最后一夜”的，还有刘万永。同事喜欢称刘万永为万总，他获得过范长江新闻奖，还当选为中共十八大代表，江湖上则喜欢称他“刘代表”。

在2014年年底被撤销前，特别报道部存续了整整10年。

这个部门从来不是一个大部门，自我进报社起，人最多时也就7个人，人最少时只有5个人——4个编辑，1个记者——那个记者就是我。当然，除部门记者外，编辑还可以调用报社其他记者，但部门记者永远是主力。

这么小的一个部门，却可以在中国调查报道发展的黄金十年里，媲美中国任何一家媒体的任何一个深度报道部门。相信每一个在特别报道部待过的人都会心悦诚服地承认——没有吴湘韩，就没有特别报道部。

“就像一只老母鸡，整天孵在它的蛋上，一刻也不愿意离开。”很多年前我就想到了这个比喻，总觉得终有一天会用到某篇文章里。

他确实像只蹲窝的老母鸡。那几年，只要你进到中国青年报编辑楼，上三楼后，走到门口右手边的第一间，推开挂着“特别报道”牌子的玻璃门，十有八九会看到他坐在西侧的墙角里，紧紧地盯着电脑屏幕。桌上堆满了报纸、信件等，材料如山。

没有他的沉潜奋进，没有他的宵衣旰食，中青报的特别报道不可能做到那么声名卓著。虽然人少，但特别报道部仍是国内媒体中能够数得着的深度部门之一。每年总能做出轰动的新闻，每年总能扳倒问题官员，每年总能帮助改变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的命运。

在特别报道部最辉煌的那几年，他做的最多的，就是找选题、写“报道预案”。

他的“报道预案”可谓神器。作为主编，他从来不是将选题直接扔给记者就了事，而是会把关于选题的所有资料找出来，一一过目，然后列出主稿、配稿的方向，甚至每部分的采写提示。

有时候，他还会列出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

不记得有多少次，我看过一遍报道预案后就忘了，采访时走进了死胡同。回头再看报道预案，犹获锦囊妙计——他提示的报道方向，确实是最佳选择。

不记得有多少个记者跟我说过，他的报道预案就是“采写宝典”，几乎无往而不利。

但他电话布置选题的时候，记者仍然听不懂。不过大家也慢慢琢磨出了方法，电话照接，听不懂不要紧，挂电话前一定会加上一句：吴老师，您能不能把刚才说的给我发条短信？

 除了负责特别报道部的稿子，他参与了中青报近年来几乎所有的重大报道。比如，他协助报社领导组织策划了中共十七大、汶川抗震救灾、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雅安地震、马航失联、鲁甸地震、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论坛、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天津港爆炸、上海外滩踩踏、东方之星沉船等新闻事件的重大战役性报道。

 在中青报，他算是参与重大报道组织策划工作最多的部门主任。

 

五

 

10年的特别报道部负责人做下来，其中的难处可想而知。

谢湘总说他从容不迫，有大将风范。部门那么少的人，每周负责3个版，每个版8500字，长期缺稿，他也从不着急，到了截稿时间总能找出稿子来，而且质量有保证。

我就常常经历，到了晚上七八点，发现还缺几千字的稿子，他也不急，说，你给某某某打电话，我给他布置了一个稿子，他说今天交。

原来早就运筹帷幄。

实在没有稿子，他打开电脑，扫几个论坛，找个线索，说，按某某方向采访现写吧。到了上版时间，还真很少见到揭不开锅的时候。

他每天都在给记者打电话，电话里总少不了这句话：“稿纸，稿纸！”

报社里的记者都怕见到他，因为见到他都是被追问“稿纸，稿纸”。

做深度报道，稿子难免不能见报。他总是最早接到通知，记者埋怨，当他是出气筒，他从不过怒，安之若素。第二天，依然会找你写“稿纸”，不过会问一句：“你心情好一点了撒？”他也不怕被调侃。刘万永曾记录过一段趣事：

因为吴湘韩本科、硕士学的都是哲学，而且是马哲，我们经常嘲笑他的专业，问学哲学有啥用。

他抬起头，“蔑视”着我们说：“你们懂什么？哲学，是思想的铁锹（体操）！”

还有一次，我们聊起读哲学书籍的苦恼，文字都认识、意思全不知。哲学就没有通俗易懂的表达吗？他不屑地说：“当然有，黑格尔说，密涅瓦河畔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起飞。”哇，果然厉害，不懂，赶紧百度。

因为关于他身上的段子太多，我们经常眉飞色舞地宣讲，他听到后总是嗤之以鼻，然后抛下四个字：“以讹传讹！”

相信他看到这篇文章时也会是这样。

 

六

 

再次来京后，他的普通话还是没有好过。

因为长年一起共事，我自觉出任他的高级翻译，毫无困难。

他不是没有想过改变，有阵子，他去参加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普通话培训班，一个学习周期下来，同事们普遍反映：他的普通话说得更差了。

昨天，他参加了规格那么高的颁奖典礼，我很好奇，他说的话别人听懂了没有。

对于他获得邹韬奋新闻奖的事，几乎所有人态度一致：实至名归！如果还要加一点态度，可能会是：早该得了！

在这之前，他拿过9次中国新闻奖，几乎没有一项不是跟调查性报道有关的。

在特别报道文章集结成书《开掘真相3》的后记中，我曾这样写道：“301房间屋顶那6组18根灯管漂白了四壁，漂白了吴湘韩的头发，也漂白了我们的青春。大家在这里，虽也有埋怨，带着艳羡议论着外面的世界，却依然踽踽前行，以宿命般的决绝对抗着纸媒的衰落和这万物急遽前奔的时代。”

但现在只剩下他和万总几个人了，我们一个个都离开报社了。

谨以此文向真正的新闻人致敬。

2011年在中国青年报附近拍的，当时我们从外面吃完饭回来，下雨了，他俩只有这么一把伞，我跟在他们后面，really喜感地拍下了这张图发在微博上，并且取了个标题“一把破伞，两个红人”。左边为吴湘韩，右边刘万永。

也是2011年拍的，还是“两个红人”，不过这次他俩换了位置。（载自  原创 2016-11-08 叶铁桥 刺猬公社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