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李其驹老师因病不治逝世于旅居地大洋彼岸的美国，享年七十一岁。噩耗传来，我与我当年几位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同学隔洋遥祭，给与李老师如影相随、患难与共几十年的夫人牟瑞雯先生发去一份电子邮件：

其驹师既经地下斗争考验，更受“文革”摧残。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于国于民，问心无愧。李先 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知己，我们的榜样！更是炯华和耀先的恩公！想着他生前对我们的言传身教，他对我们的关心照顾，他的洒脱人生，他的笑傲 “江湖”，他的聪明才智，他的学术思想，他的幽默风趣，他的音容笑貌……想着这种种的一切，我们心碎，哀思不尽，但我们无论怎样哀思，怎样哀悼，都不能报 答他于万一！大洋万里，何止关山阻隔，我们不能为他执拂送行，只好在心里为他立碑！我们不能再为他做点什么，只好永远铭记着他这位良师益友！

两年来，我总想再写点什么，表示我对李老师的深切怀念；可是阴差阳错未如愿。现在，我作为他的学生也要退休了，终于能够静下心来写些缅怀的文字。

1962年，我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李老师是哲学系副系主任。他是系领导，是老师，但我只是在1963年校庆学术讨论会听过他一次学术报告。我们真正建立起相亲相知的师生关系，是从“文化大革命”中为李达校长翻案开始的。

湖北的“文革”是从打李达“三家村”开始的。这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湖北省委要呼应北京打邓拓“三家村”，以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李达校长是中共的 主要创始人之一，国内外享有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时，他除了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哲学系教授（全国不多的一级教授），还是全国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 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今院士），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中南科学院副院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主席。“李达三家村”“大老板”除李达这个“王 牌”和“主帅”，还有原武大中共党委第一书记、时任中南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朱劭天这个“军师”、“主谋”和武大常务副校长何定华这个“闯将”、“急先 锋”，外加“总管”党委办公室主任牛永年。据当时的材料，全校1220名教职员中还有227名李达“三家村”“黑帮”和91名“内定黑帮”。哲学系因为是1956年由李达校长重建的，受到他的特殊关心，所以被打成“修正主义的黑窝”，“资产阶级的染缸”，李达“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店”。从系主任余志宏和副系主任李其驹到骨干教师，打出一大串“黑帮”，即全系57名教职员中，打出了12名“黑帮”，10名“内定黑帮”。随后，李达校长被迫害致死，其他“三家村”“黑帮”包括李其驹老师也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经过1966年底以来的酝酿，1967年4月， 包括我所在的“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在内的武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部分战斗队和教职员中的“赤胆忠心战斗队”、“钟山风雨战团”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 翻案。而“主义队”和“钟山风雨”则集中为李达翻案。“钟山风雨战团”是哲学系最主要的“黑帮”余志宏、李其驹、萧扔父、陶德麟、康宏逵。从此，我便开始 与包括李老师在内的这五位老师结成了患难与共的师生关系。

因为打李达是经中央同意的，毛泽东也有保留地赞成批一下李达。因此，为李达翻案在校内校外都遇到极大的阻力。用当时的话说，要为李达翻案，除非太阳从西边出，除非公鸡下蛋，除非长江水倒流。但是，既已揭橥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旗帜，无论是学生中的“红卫兵”，还是教职员中的“黑帮”和“红教工”，都只有 拚命向前了。

为李达翻案，关键是要有能够为他辩诬去伪的过硬材料。李达当时的罪名不仅大的吓人，而且多的要命。除了“三家村”“大老板”、“王牌”和“主帅”，还有“大 叛徒”、“漏网大右派”、“地主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 等。这就需要进行大量的组织、策划、调查、考证和研究活动，还要整理、撰写各种辩诬去伪的材料和文章。因此，在那些不平常的日子里，我们“主义队”四五位 头头和铁杆队员，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二区二号李老师家里，“钟山风雨”的康先生当时还未成家，他就住在李家，余、萧、陶先生也几乎每天晚上准时来李家。常来李家的还有“赤胆忠心”的张学义和王晓芳。所以二区二号李家实际上成了为李达翻案的策划处和联络站。这在当时“文革”那样的风口浪尖上，李老师，还有牟先生，他们承担了多么大的风险啊！

在我们每晚的聚会上，除了进行为李达翻案的种种具体活动，还常常漫无边际地神聊。“钟山风雨”的五位“战将”，除余主任大概因为是资深高干而不太外露外，其 它四位再加上牟先生，真正是神聊高手！他们知识渊博，思想活跃，语言风趣，谈吐不凡，对于我们这几位学生，他们漫不经意的神聊，却无异是一场场生动有趣的 课目。通常是弄完翻案事，他们再来一番神聊，就到了转钟。这时，兴味未尽，肚子却饿了。于是，李老师的二姐就去下一大锅面条，翻出牟先生做的上好的泡菜，我们吃完以后，继续听他们神聊。在那些日子里，因为与李老师和牟先生已经很熟了，我还骑丢了他们的一辆旧自行车，戴了他们的一块旧手表。

可是，这样的日子持续一段时间就进入“文革”的派性和武斗。而在艰难地对峙一段时日之后，我们“主义队”自身难保，“钟山风雨”的“战将”、我尊敬的五位老师，开始是东躲西藏，后来是一个个“落网”，被抓起来重新专政，罪名又多了一条：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我也于1968年夏被对立派打伤，接着分配到了湖南邵阳县教中学。而李老师因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曾于1967年3月和余志宏先生联名给当时的关锋并转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最后被弄到北京“学习班”。

十多年后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李其驹老师参加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达文集》编辑组。期间，他给我寄来了《武汉大学学报》纪念李达的专辑和追悼被迫害于1973年病逝的余志宏先生的挽联集，让我分享喜悦和追念。此时，他虽然已不是“黑帮”和“现行反革命”了，但在武汉大学的处境并未得到什么改善。

1980年， 李其驹先生应邀来华中工学院主持成立哲学研究所。那年，我也在全国统一招考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考试中考上了助理研究员，准备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他到北京要人时，有人向他推荐我说：“你还来北京要什么人，你的学生王炯华不是现成的么！”于是，他来不及征求我的意见，就从社科院提走了我的档案，接着 才给我写信说：你愿不愿意来华中工学院哲学研究所？要是愿意，可以全家一起来。我当时正愁去北京解决不了全家四口人的户口，还有房子。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大 好事！我立马开始办理调华工的事。可是在审查我的档案时又出了问题。那是1973年我在邵阳县转正 定级时，因为跟所在学校的一位大专数学出身、总是把阿拉法特念成阿法拉特的领导发生过一些矛盾，他居然在我的鉴定上写下了这样的话：领导要他上山，他就要 下河；领导要他下河，他就要上山。我本人当然不知道，可是档案上就是这样白纸黑字地写着。其时正在批头上长角、身上长剌的反潮流人物，华工审档的人以为我 也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剌的反潮流人物，便感到为难。结果又是李其驹老师，还有早先调入华工的李少白老师出面为我说情。他们说，王炯华绝对不是头上长角、身 上长剌的人，他档案上的鉴定，只能反映他当时在农村公社中学教书受到很大压抑，不善于处理与那所学校领导之间的关系。于是，1981年5月，我终于举家来华工。

我来华工哲学所后，做了秘书。一边教学，一边协助所长李其驹老师工作。那时，李老师在名誉所长、华工院长朱九思先生的支持下，又有他已调入华工哲学所的好友、也是我的老师康宏逵先生的智策，真是雄心勃勃，想在主要是工科背景的华中工学院，办一所一流的哲学研究所，为华工向综合大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李老师的主要工作就是聘请哲学界的知名学者为兼职教授，以壮声威；在全国物色和调入崭露头角的硕士毕业生，作为研究和教学骨干；举办助教进修班，摸索文理渗透、培养人才的道路；申报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点，培养硕士研究生。由于他富有办哲学系的经验和组织才能，各项工作都进行的有声有色，取得了预期的成功。短短二三年，就使华中工学院哲学研究所异军突起，引领全国理工院校新潮流。期间，只要晚上有时间，我又常常有幸聆听李老师、康老师，还有已调入中南民族学院的牟老师他们那常过转钟的神聊。

但是，在已有相当传统的工学院办哲学研究所，本身就困难重重。尤其要命的是，在哲学所扬帆远航、风光正好之时，又遭遇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所引起的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哲学所崭露头角的黄克剑先生被祭旗，他悲壮地调走之后，接着，好不容易调入的其他青年才俊也一个个走了。随后，康宏逵先生因为志不能伸反受气，竟拂袖而去，回家做了以卖文为生的写作个体户。最后，李其驹老师心灰意冷，调武汉公安干部管理学院任院长。华中工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受挫，无疑使他受到又一次打击。

李其驹老师很有才华和学术思想，很有组织能力，还是中共地下党员；但是在他年富力强之时，不仅很少有他施展才华和能力的平台和机会，而且在“文革”处于挨整受批的“运动员”地位。他跟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都是壮志未酬身心瘁。

1987年，李老师和牟先生去美国看大公子卫平，就在那里住了下来。后来，他们的三公子京怀也去了美国。李老师住在美国，不仅每年都给我寄圣诞贺卡，尤其关怀着我的研究。

因为李老师的关系，在他去国之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就接受了我们师生合作的选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从清末民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几年的努力，书稿告成，他从美国寄来万字“绪论”，使此书在1991年得以出版。后来我研究胡汉民，在国内很难找到全面的资料，我只好向他求助。他为我跑图书馆，查阅和复印胡氏资料几千页。因为太重，他打了两大包，分两次托人从美国带回交我，解决了我研究上的大困难。现在我的《胡汉民研究》书稿已经告成，如能顺利出版(按：已于2008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现版)，我将在扉页写上感谢他的话，相信他的在天之灵会感到欣慰！

(原载台湾《珞珈》第一五八期（2004年1月），《学术界》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