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聚焦 Focusing

江怡:重回母校记事
发布日期:2016-10-14 16:10:20 浏览次数:

四月中旬,我们发改委系统一行40余人从东海之滨的宁波来到了美丽的江城武汉,来到了向往已久的珞珈山,参加由哲学院组织的为期一周的学习培训。

在母校的学习是我人生的新起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曾经有幸在母校经济学院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就读,担任班团支部书记,第一年便被评为武汉大学三好学生,第二年入党。得益于在母校所学知识和参加社会活动所经受的锻炼,离开母校后我便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在基层一线担任领导职务多年。距今近三十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恍如昨日。今天的我置身母校校园,观景及事、睹物思人、浮想联翩,母校建筑的亭台楼阁、山径间的葱茏草木,让我倍感亲切,除了有与同事们共同的愉悦心情之外,置身珞珈山中,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何曾陌生?身临母校盛景,心中的激动更是难以言表,心中的亲切之情油然而生。

回首往事,追寻往日的足迹,是为了回味在母校的纯真岁月。我疾步在校园,首先去找经济学院,但经济学院的原址挂的却是哲学院的牌子,向同学打听后,沿着从行政大楼到枫园的方向边走边找,终于找到了。当年的经济学院早已与管理学院合并而成了经济管理学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这片区域,只有一条小路从枫园通向湖滨,树目参天、杂草丛生,当时还是母校校园边缘的“原始森林”,没想到如今却是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众多学子入驻其间。在经济管理学院的办公区域,碰到的都是陌生的面孔,只能从办公楼走廊的墙上挂着的相框中寻找熟悉的面容。更难忘的是那些曾经上过课的教室,当年除桂园的教室外,都曾经在其它所有的教室上过课或选修过课。早上在湖滨食堂吃过早餐,便背着书包急匆匆地赶往化北楼或新教四楼上课,有时到桂园食堂外买锅贴水饺。晚饭后与同学在沿湖滨到水院的路上散步,在落日余辉的映照下,游泳池边湖水平静如镜,山与湖相约,树与水相映,绿树冠下的湖滨大道通向水科所、水果湖方向,自然景观让人陶醉。

经济学院名师云集,使人终身难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学院,办公楼宽敞明亮、仿古建筑大气内敛,当时是母校最具现代色彩的办公楼。大楼与大师相映成辉,当时的经济学院集聚了一大批汤在新、谭崇台、曾启贤、伍新木、李裕宜、陈继勇、辜胜阻、刘光杰、熊懿求、温端云、代鲁、严鹏飞、陈恕祥等名教授。除汤在新、谭崇台和曾启贤三位教授外,笔者有幸聆听了其余教授的授课。他们知识面宽,理论功底深,教学经验丰富,教学风格各异。他们站在当时的理论前沿,在课堂上纵横捭阖、收放自如,让听者乐于、易于接受所授内容,给学生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其中的伍新木、陈继勇、熊懿求、严鹏飞等教授,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对学生有问必答。熊懿求教授带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课,因为湘音的好多话与普通话有差异,他那一口浓重的湘音,把“公有制”的“公”(gong)念成了“根”(gen),所以不仔细听还不行,我从此听他的课就非常的专心,听的时候仔细分辨;严鹏飞教授教经济学说史,讲课精彩。刘光杰、温端云、代鲁等教授不苟言笑,授课严谨。温端云老师请陈恕祥老师给我们开讲座,讲他在美国期间的观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辜胜阻教授对学生管理极严,上课前要点一次名,下课前还要再点一次名,让有的中途离开课堂的学生叫苦不迭。辜胜阻教授与其夫人一同带我们的人口经济和统计学这两门课,辜老师亲率包括笔者在内的多位学生,拿着学生证和调查统计表到街道口的原航空航天部家属大院,挨家挨户地调查有关数据,使我们获益匪浅。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名师也不是一天练成的,母校老师们教书育人,效果极佳,因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他们都很优秀,而且把优秀当成了一种习惯。距今近三十年,我仍能说出他们的尊姓大名和所教的专业课,以及各自讲课的特点。

母校老师身教重于言教,对我的一生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老师平生所教学生无数,对所教学生不一定个个都记得,但学生面对的老师为数不多,记忆深刻,尤其对那些课讲得好,人品高洁的老师终身难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熊懿求老师担任经济学院经济系副主任,有一次我亲见熊老师大庭广众之下大声斥责有损母校声誉的违规行为,明摆着这是得罪人的事,但熊老师做了,而且做得很磊落,虽以得罪人为代价,但维护了母校的声誉,主持了正义,这是大义、更是凛然。这件事过去了近三十年,但直到今天在我的脑海里仍留有深刻的印象。老师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天职,在其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将自身的正直、厚重的人品入润物细无声般浸润其中,在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学生。当年的我是二十多岁的青涩青年,如今已过天命之年,在政府部门、教学和科研等工作领域深耕多年,一直秉持客观公正的理念,以“做事要公道、做人要厚道”自勉,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对工作中不偷懒耍滑,对同事中不虚情假意,有时宁可失去一些利益,有的甚至是长远利益,而且还会得罪人,但也不能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这是老师给我重于知识的教诲,这是母校给我的精神动力,由此成为我一生的正能量。到母校的第二天,我便急切地拜望了熊懿求教授和师母于老师。熊老师今年八十有三,仍精神矍铄,身体硬朗,而师母余老师左臂骨折仍为痊愈,令人揪心。我谈离开母校后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两位老人如父母在倾听归家的子女谈在外所经历的人和事。熊老师任教几十年,今生所教学生无数,学生能够记起老师且必来拜望,足见老师的人格魅力所在。

熊老师与师母,以及其他当年教我的老师们,如今大多已到耄耋之年,学生在此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晚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