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业生

中国歌舞团(其前身为中央歌舞团)是在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于1952年12月成立的第一家国家歌舞团。长期以来，中国歌舞团人才济济，精品迭出，并以独特风格的歌舞艺术向海内外观众展示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神韵与风采。

(一)

1991年，我从文化部调到中央歌舞团主持工作。当时中央歌舞团正背负着“一老二穷三破四落后五负债累累”的名声。团里人心涣散，业务人员无心搞艺术创作，经费严重不足。债主频频登门讨债，练功房年久失修，办公楼地面坑坑洼洼，办公室又无钱订报纸。很多好心人劝我不要跳进这个火坑，别接这个烫手的山芋。我的信念是：“我不怕烫。人固有一死，与其舒舒服服活百岁，不如痛痛快快干一生。”

我认为，改革是中央歌舞团的唯一出路。上任伊始，我就向全团提出了以三个目标为中心的五年规划：第一，艺术生产和艺术质量要达到全国一流，要出人才、出作品；第二，选建新团址．购买新住房；第三，团结奋斗奔小康。围绕这个目标，我与中央歌舞团踏上了苦心经营五年规划的奋斗历程。我们率先在中央直属院团中探索文企联姻的新路子，当年，便与江苏春兰集团签订了对方投资200万元的合同，冠名“春兰”队组织刨作和演出。

1992年，中央歌舞团选建了新团址，得到了购买新住房的立项和3900万元的建设投资，并在亚运村购得70套住房，解决了近160名职工的住房。这一年，团里全年演出场次和收人分别比上年度增长了34.3％和38.4％，一台《大红绸子飘起来》的新年晚会搬上了舞台，并获得文化部创作奖和表演奖。

通过这两年的努力，团里生机勃发，职工得到了实  惠，我的工作也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支持。正是“改革解  放了生产力，实干换来了凝聚力”。

（二）

在“第一把火烧起来”后，我开始实施“烧第二把火”工程。我认为，民族歌舞团要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站稳脚跟，生存下去，必须有自己的“拳头产品”。于是，我自任总策划、艺术总监，带领全团演职人员下大力气抓基本功，调动大家的创作表演积极性，使大家增加集体荣誉感和凝聚力。五年内共创作了八台风格迥异的大型晚会，台台受欢迎。其中，1995年创作的大型歌舞晚会《大红灯笼亮起来》反响尤其热烈，获得全国文化艺术最高奖——“文华奖"。

1996年2月，中央歌舞团与中国轻音乐团合并，组建成中国歌舞团，我被任命为该团第一任团长兼党委书记。而这一年，面对的却是严酷的现实：高雅艺术市场普遍不景气，团内“走穴”成风，纪律涣散。为了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我一方面宽以待人，理解大家的难处，采取灵活的运行机制维持团的生存，另一方面，在要求全团演职人员讲职业道德的同时，我曾三次制定了“关于动态改革的决定”，花大力气整顿风气，严肃纪律，并顶住压力，果断地开除了一位连续多次违反演出纪律且拒不悔改的大牌歌星，收到了肃纪效果。

1996年6月，我经慎重考虑，与领导班子反复商量，与广东省东深供水局下属的金湖酒店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合约，派出一支30多人的演出队长驻金湖酒店，每晚在金湖酒店歌舞剧院演出一台高品位的民族歌舞节目，一年创收238万元。

也就是这一年，全团创收达340多万元，多年来第一次达到了收支平衡。演职员的月收入从480元上升到880元，“全团奔小康”的承诺实现了！

1996年，我被国务院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文化部也授予我“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l998年，是中国歌舞团建团发展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一年。这一年，选定了新团址，新建了办公楼。同时与深圳金湖酒店续签了第三年合同，并与大连华兴集团签订了合作协议。这一年，一批新人脱颖而出，在1998年文化部新人新作评比中，个人的第二、第三名均被我团演员夺得。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发生了特大洪灾，我带领全团演职人员到灾区慰问巡演，并将200万元演出费全部捐给灾区人民……

（三）

我上任后的又一个工作重点，就是把中国民族艺术推向世界，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从1991年至今，在我的联系、策划和带领下，中国歌舞团足迹遍布美洲、欧洲、东南亚、大洋洲等16个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好评如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率团访美。此前东方歌舞团访美时，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滞美不能归。一时间，演艺界谈“美”色变。恰在此时，我率团“闯龙潭虎穴，攻打美国"，经过访美第一站洛杉矶的较量，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和尊严，随后赴休斯顿、芝加哥、旧金山、拉斯维加斯、圣地亚哥等大城市的访问演出十分顺利，并获得巨大成功。

在尼克松的故乡休斯顿，市长鲍波·拉尼尔为表彰我为中美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亲自授予我由16位议员签名的“荣誉市民”和“亲善大使"的证书。

我为中国歌舞团的兴旺和再度辉煌艰苦奋斗了8年。8年来，艰难坎坷与成功喜悦参差相伴，个中滋味一言难尽。展望未来，尽管道路依然曲折不平，但信念和人生哲学始终如一。

多年来，珞珈山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催我奋进。我常想：人活一辈子，不过就几十年光景，来到世上总要做成几件实事才有意义。我的生活哲学是要在艰难和波折中搏击，向命运宣战，虽然伤痕累累，但我绝不屈服，我要爬起来再战斗，争取再以优异的成绩向母校汇报!

（作者为我校1962届哲学系校友）

来源：《珞珈学子在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