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昱

去年暑假，我在成都采访到一位哲学系42届老校友，哲学学院萧疌父教授的同窗。忆及当年求学武大，老人高度近视的双眼进发出光芒，“我是冲着张真如先生报武大的。看了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张真如教授留学时的毕业论文，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来武大搞清楚黑格尔和康德哲学。于是我在联考的志愿书上就填着：第一志愿武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武大哲学系，第三志愿武大哲学系。”

当时哲学被称为冷门，萧疌父教授就写了一篇《冷门杂忆》回忆当时的情形。武大哲学系老师加学生也不过三十来人，金克木教授开了一门“梵文”，只有这位老校友一个人选，偌大的教室便只有一个先生，一个学生。

虽然身系“冷门”，老校友却得到了这些大师们的真传：万卓恒、吴宓、金克木、张真如、朱光潜、缪朗山……谈起恩师，老校友热泪盈眶，“这些教授都是怪人，有奇怪的脾气。他们博学、严谨、不浮躁、不媚俗、不张扬。系主任万卓恒才学不次于金岳霖，一生没有任何著述，终生不娶。相识三年我从没见过他笑。六一惨案后，万教授赶到学生灵堂竟然痛哭不已……”

老校友的讲述让我震撼了，学生求学不考虑哪所学校最好，不考虑哪个专业最“有前途”，而是被一位教授的学识深深吸引，只求“搞清楚黑格尔和康德哲学”，别无其它。才华横溢的教授不考虑“著述等身”，不考虑利禄功名，只专注学术与传道授业。这与清华大学葛兆光教授谈到的“30年代的学术薪火是在教授与学子之间相传的，先生的深奥成就了后生的专精，教授的严厉培养了学生的坚实”，又是多么的契合!

无独有偶，做过临时工和搬运工的邓晓芒教授，1979年报考武大哲学系硕十研究生，也是被陈修斋和杨祖陶两位教授的才学吸引。两位教授慧眼识珠，破格录取了当时只有钧仲文凭的邓晓芒教授。

选择一所大学、一个专业，可以有很多原因，比如说这所学校在全国的排名，这个专业是否重点学科。爱上一所大学也可以有很多理由。在选择了武大之后我爱上了她，因为珞珈山、东湖水，因为凯尔斯先生设计的宏伟壮观、中西合壁的建筑群，因为她如泣如诉、让人惊叹的历史，因为她拥有那么多故事和那么多有故事的人。

虽然对于老校友和邓教授选择武大的心境而言，我只能“高山仰止”，但是值得庆的是，我们爱上武大那个重要的理由是雷同的：因为武大拥有的那一些教授。

这些教授们，熟悉的如李工真老师，新近认识的如邓晓芒老师，都不是我的任课老师，有的甚至只见过几次面。但他们身上那种对学术的专注、强烈的身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让我又感动又惭愧。因为他们，我始终相信学术宗师的碑刻没有被遮蔽，并不是无人欣赏的演出。也许我的相信也值得怀疑，因为他们可能根本就不需要所谓的欣赏，“博学、严谨、不浮躁、不媚俗、不张扬”这样的气质也是同出一辙的。李工真老帅历经八年写出《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邓晓芒老师和杨祖陶老师耗时七年心血的康德“三大批判”全译本即是证明。

老校友曾说：“我一身的性情是在武大陶冶出来的，我的知识是教授们的烟斗吹出来的。”我的师兄窦文涛也说过，从武大毕业的学生可能其它方面并无见长，但是一定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倘若离开武大的时候我身上多了一份“独特的气质”，想必大半原因是这教授的感染所致。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