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国锋

我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球迷，但我平时挺喜欢看球。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看球不属于看门道的那种，但也不能说是纯粹看热闹。

我喜欢上看球是自母校始。那是1994年的6月，毕业前百感交集的复杂心情，加上那年武汉出奇的炎热，使得我们心绪焦躁。适值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班上的球迷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拉我下水，每天晚上陪他们通宵达旦地看球。记得那时他们看球比我的热情还高，每场比赛之前，都向我介绍球队基本情况及比赛的可看程度，看球当中，不时地向我传授有关足球知识和场上队员情况，而且可以经常聆听他们七嘴八舌却不时妙语连珠的评球。正是在这种众人围观的氛围下，我发现了看球的乐趣所在，也从中学到了一些看球的门道。毕业以后，有好的比赛我都会看看。对于业余爱好不多的我，这不能不说是在武汉大学的一项很大的收获。

工作以后，弄了台电视在房里，看球的机会也就多了。只是有些令人遗憾，说出来也许会让我那些球师们大跌眼镜，这几年我的球道水平并不见得有什么大的提高，怎么也内行不起来。看球时缺少了那些热情的评球专家，对球道的理解也就缺少了交流和讨论。独自看球时，经常胡思乱想，不经意间就陷入了旁门左道。

我看球是有选择的，只看高水平比赛，因为里面经常有大牌球星。某种程度上说，我看球实际上是在看球星的表演。我并不崇尚个人英雄主义。我喜欢球星，在于他们能在球之外给予我一些人生启示。

记得当时我接受看球的启蒙时，有同学跟我谈了他对球星的理解：一个理想的球星应该是将游戏规则、团队精神和自我表现完美结合在一起。任何一种球赛都有规则限制，每场比赛都应该按规则进行，无规矩不成方圆，如果球员在比赛中总是通过破坏规则来取胜，我相信包括那些铁杆球迷在内都不会爱看，而这种球员也不会被人们捧为球星，而且就我所知，许多球星深受那些犯规者之害，巴斯滕就是被对手犯规受伤而不无遗憾地从此离开球场。国内外媒体对体育暴力的批评足可以说明这一点。同时，像足球、篮球之类的团体项目不可能只一个人玩，没有与队友的配合，我相信球是到不了对方半场的，其本人的价值也就如无本之木无从表现，配合不好的球队中难有耀眼的球星产生。

就此而言，球星比别人做得好的地方也许就在于他没有将自我价值与外在约束和要求对立起来。作为球员，球星也必须面对规则和团队，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是通过充满个性地承担着角色任务。他没有因规则而限制住自己的才华，也没有因对团队的服从而放弃自我的表现。球星在表现其角色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表现着他自己。谈到角色表现，人们自然会想到演员。演员总在舞台上为我们标准地扮演着角色。演员的表演是将剧本中的角色完全地演示出来。人们评价一个演员的好坏，可能不在于他(她)气质相貌之类的外在观感，而是他(她)在扮演某个角色时的投入程度，其标准是他(她)在多大程度上被观众认同为角色本身。也正因为此，我们经常能看到有关某某演员在街头被错认为其所扮演的角色的报道。在这里，在表现一个角色时，对演员而言，越没有自己越好。我想，很多人对国产电影不屑一顾，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许多作品和演员对角色投入不到位而让人感觉很假。可见，一个好演员的特点是：扮演角色时能做到没有了自己。这不也是通常意义上标准的角色表现方式吗?

可以说，就角色表现而言，球星方式是对标准化的演员方式的一种极富浪漫色彩的偏离。这种偏离并非无源之水，有其深刻的背景因素，即表现场所及由此引发的对规则的迥异理解。舞台上上演的总是一场戏，从开场到结局都是事先设计好的，演员在表现角色时的每一个动作、每一种表情甚至小到纽扣是方的还是圆的，都一一有着详尽而明确的规定。演员所要做的，只是按照设计好的剧情要求，如何尽力排除个人因素的干扰扮演好角色。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失误，意味的将是整场戏的失败。

而球场上不同，虽然其竞赛规则也是事先定好的，同时约束着双方队员，但两队对垒的结果却是充满变数的。规则对球员来讲，意味的是不能做什么，并没有限制其应该做什么。在球场规则约束下，一个球员在球场上可以做什么，就有了极大的个人发挥空间。球星在表现其角色时，我们不时地可以看到他自己。球赛并没有因此而逊色，反而更精彩。

看来，将自己的角色位置是定位舞台上还是置身球场，对规则的理解和运用、角色表现方式的选择，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像那些诗人、艺术家、哲学家之类享有自己空间的天才，在大众的正态分布图上只能是小概率事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自己毕竟太普通，面对角色的表现任务时，在选择舞台表演之外，也许还可以考虑球星方式。

在母校学习期间，周运清老师曾以“我看人看我”为题与我们讨论自我与社会要求之间的调适问题。这是一次找位置的尝试。当时我的思路很简单：“以他人为镜，映照着自己”，也许往往会为角色概念本身的戏剧学意义所遮蔽，似乎自我除了积极地投身于“舞台’’做一个“演员”别无选择。走上工作岗位后，找准自己的位嚣，也就成了现实对我最迫切也是最严酷的要求。找准意味着理解，我面对的工作有着很强的按部就班的成分，但由于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决定其充满着挑战和机遇。我不时在想，如果我们将自己所处的环境比如为一个球场，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球队的某个位置，当我们面对规则和要求时是否会是另一番景象呢?

我很喜欢李四光先生1932年对武汉大学首届毕业生的寄语：“用创造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求人生的出路。”

注：作者为我校96届哲学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