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树德

（一）

余志宏同志一九一六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东乡泮川村。他的祖父是个穷秀才，长期教私塾；父亲在乡下挖煤炭，在他周岁时就病故；母亲在他三岁时被迫改嫁，不久就患肺病去世了。伯伯无亲生儿女，就把他当作儿子养大。

一九二二年春，余志宏开始在泮川村族学读书。一九二七年春到县城开明小学、秋天到长沙幼幼小学读书，后在广雅中学读初中。一九三三年春考进湖南第一中学高中部学习。一九三五年冬高中毕业后，回醴陵王仙第二高小当教师。一九三六年秋考入安徽省立大学，但不满意，次年秋考取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经济系。在中山大学期间，他利用课余时间，拼命阅读《政治经济学讲话》、《大众哲学》、《共产党宣言》等新书刊。一九三八年五月，桂阳县县民训指导处的地下党员熊邵安发现志宏抗日坚决，生活艰苦，工作深入，就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八年七月，余志宏与熊邵安一起离开桂阳，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会见王凌波，要求去延安。王凌波劝他们留在湖南工作。余志宏遂返回到醴陵公开担任了民训指导员。不久长沙大火，各县民训无形停顿。醴陵地下党指示他离开县民训总队，回家乡组织抗日自卫队。后来因与伯父政见不合，于一九三九年十月，离开家乡，去云南澄江中山大学复学。在进步教授、经济系主任王亚南的启发诱导下，他刻苦研究马列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积极为王亚南主编的进步刊物《经济科学》撰稿。同时又与进步教授李达、梅龚彬、卓炯，进步同学覃正光、涂西畴过从密切。1943年夏中大毕业后，即去醴陵乡村师范任教。当时因桂林《大公报》发表了他的《法西斯兴亡论》引起国民党醴陵县党部的注意。期终，学校当局便向他表示：“县党部认为你思想有问题，不便留任。”于是，他就离开了该校。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余志宏离开醴陵，到福建永安找王亚南。一九四五年他任王主持的福建社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抗战胜利后，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搬回福州。一九四六年四月，福州地下党城工部负责同志孟秀焘通过该所地下党员王元对志宏的了解，为余志宏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不久，已去厦门大学的王亚南介绍他到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那里去做文字工作。经孟秀焘同意，1947年初志宏回到长沙。但闽湘两省之间当时没有党组织联系，他又只好暂时单独作战了。王东原要他在省政府当“专员”，实际上是办《展望》杂志。王本想以此投一下“和平”之机，可后来和谈破裂，内战越打越烈，《展望》也就停办了。这一时期，志宏曾为湖南《国民日报》撰写过社论，评述过国民党经济崩溃的状况，就引起了在《国民日报》工作的官建平（地下党长沙市工委负责人）的注意。官通过孟树德同志（当时长沙《中央日报》记者）了解到志宏过去的政治情况，因而在一九四七年暑假，官带了中共湖南地下省工委书记唐先生（周里同志的化名）与余志宏见面，又为余志宏接上了组织关系。从此志宏在周里直接领导下开展统战工作，收集军政情报，工作很出色。后来他还担任了王东原的秘书。可是不久，王突然被蒋介石免职，他估计自己不可能保持省政府秘书职务，经周里同意，1948年7月由王东原介绍他到湖南大学当讲师。在此期间，他介绍地下党员严定如、胡兆瑞、刘若云、卢其超去教中学，程岑华到省政府工作。

（二）

一九四八年七月，程潜来湖南任省政府主席。周里向志宏分析了策反程潜的可能性，并把这一重任交给了他，后来他任省工委策反小组组长。他便通过马子谷（原在福建省政府当顾问，因羊枣案被国民党反动派驱逐出福建，当时在长沙闲居），了解到程星龄因共产党嫌疑，被蒋介石在台湾软禁了一年，现已释放而亟欲回湘的情况；又考虑到程星龄过去当过福建省政府秘书长，反蒋拥共，而他又是程潜的族弟，如他能回到湖南将大大有利于策动程潜起义的工作。经请示周里同意，便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将程星龄接回长沙。余志宏为了做好程潜周围人士的工作，搞了两项活动：一是王家菜园（蒋昆住处）的时事座谈会。这是与志宏和程星龄、马子谷事先商量好的，邀请赞同湖南和平起义的绥署秘书长刘岳厚、长沙市长蒋昆和在省银行工作的唐文燮三人参加。目的是通过议论时事，了解各方面动态。每周一次。二是桃子湖（方叔章住处）的便宴。这是志宏商请程潜的顾问方叔章出面邀请的。这次便宴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举行的。表面上是方家请客，实际上是请湖南大学教授李达对肖作霖，邓介松施加影响，促使他们支持程潜起义。参加便宴的还有程星龄、伍薏农、肖敏颂和志宏。李达的一席话给人印象深刻，李达说：“内战是的确打不得了，但国民党一定要打。其实，打下去对国民党也并没有什么好处，打就只有灭亡得更快更彻底，现在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楚了。颂云先生是国民党元老，是一向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孙先生生前就已经深知只有和共产党合作，中国革命才有希望。以颂云先生的经历，当然应该有更深切的体会。”肖作霖、邓介松、程星龄回去向程潜汇报了这次座谈的经过。程潜对李达所说的话，也点头赞赏说：“本来就是他说的这样，现在确实没有别的什么路好走了。”

一九四九年元旦，新华社广播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告，宣布了战犯名单。在战犯名单上程潜听到他与蒋介石、李宗仁并列前三名，思想十分矛盾，既想靠拢共产党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又怕被共产党把他作为战犯惩办，因而终日惶惶不安。当方叔章劝说起义时，程潜说：“投降我是不干的。”方讲了党的不咎既往的政策，又指出国民党的政局已定，如果不主动起义，势必被迫投降。与其被迫投降，不如主动起义。这番话对他的触动很大。他又看到了方叔章、肖作霖、邓介松、程星龄等人都积极支持起义，程潜也就表示，愿意接受李达的建议，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一月初，程星龄即以程潜代表的身份向余志宏指出，希望会见地下党省委责负人。志宏请示周里，周里同意由志宏陪同会见程星龄；会见时马子谷也在座。在会谈中，周里怼程潜起义表示热烈欢迎，认为这是为人民做了件大好事，人民一定会记得的；并说，至于个人安全问题，不必有任何顾虑，但希望先做五件事：一、由我方推荐新化、醴陵等五县县长；二、撤换长沙警备司令蒋伏山；三、不要进攻我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四、约束特务宪警，不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不得压制进步的群众运动；五、在军政高级官吏中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周里并指定志宏代表地下省工委与代表程潜的程星龄正式联系，定期交换意见以及有关军政方面的情况。程星龄向程潜转告了地下党提出的五件急需做的事，程潜都满口答应。

（三）

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为了使湖南和平起义得到顺利实现，程星龄和志宏海密商了三条具体措施：

一是把在武汉当警备司令的陈明仁调来长沙。这是三条措施中关键的一条。因当时在湖南掌握兵权的是李默庵、黄杰为首的一批蒋介石的嫡系黄埔学生。黄杰是反共的。李默庵在白崇禧倡导和平时倾向和平，但说到投向中共，就疑惧不定；而陈明仁与程潜既是同乡，又是师生关系，相处甚好，如把陈明仁调来长沙，掌握兵权，赞襄起义是又有好处的。这一筹划，得到程潜的统一，周里的认可。

二月十八陈明仁调来长沙，他曾主动把蒋介石密令他监视程潜的事告诉了程潜。程潜说：“你要捕就捕，要杀就杀。“陈明仁说：“我要抓你就不会告诉你。我不听蒋介石的，听你颂公的。”不久陈明仁还派出了亲信李军九、温汰沫和陈庚作为他的代表同地下党的代表余志宏正式联系。为了协调程潜、陈明仁的行动，从四月下旬起，志宏还组织程星龄、马子谷、李军九、陈庚的定期碰头会，听取他们汇报关于酝酿起义的情况，传达省工委的指示，商讨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四月下旬长沙市的学生、教师、工人、商人准备在四月二十四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罢课、罢教、罢工、罢市的集会游行，白崇禧派了几百名特务，准备大肆镇压群众。余志宏代表地下党在碰头会上提出：要求陈明仁保证集会游行队伍的安全。会后李军九转告了陈明仁的意见，他愿意照地下党的意见办；但特务太多，他怕控制不住，要求地下党说服群众，只集会，不游行，这样可以保证集会的安全。于是地下党说服学联和工会负责人停止游行。

二是通过程潜，任用唐星为长沙绥靖公署付主任，使之周旋于程潜、白崇禧之间。唐星长期反蒋，赞成程潜一起，又与白崇禧有一定的交情。他在与白崇禧的接触中所获得的桂系动态与意图，都及时向余志宏汇报，余志宏亦随即告知周里。关于程潜方面的情况，唐星在白的面前则相机加以掩饰，以制造假象蒙蔽白崇禧，力求保障起义工作的进展、程潜的人身安全。解放军推进湖南境内后，白崇禧决定陈明仁守长沙，自己率领桂军向衡阳撤退，并要求程潜率领湖南地方部队向广西撤退。唐星对白说；“湖南地方部队靠不住，怎能让其撤退到我们的后方去，万一出了岔子怎么办？不如让他们向邵阳撤退，由我同魏镇（原系桂系，当时任邵阳警备司令，已决定随程起义）负责掌握。”白表示同意。在白崇禧向衡撤退的同一天，程潜率部向邵阳撤退，最后摆脱了白崇禧的魔掌。

三是策反军统大特务张严佛、宪兵团长姜和嬴。张严佛曾任军统局中将主任秘书。戴笠死后，在保密局内部受排挤，于一九四八年秋回湖南省当省委、政、军联合办公室付主任。程星龄曾和程潜商量，为了防止特务对起义工作的破坏，也想把张拉进来，借以控制长沙的军统特务。而此时，张也有起义的意向。此意经余志宏请示周里，周里说；“如能通过张严佛控制住特务的破坏，当然是好事，但要特别警惕。”开始策反工作，是通过张严佛的舅子李石静同志去做的，随后程星龄要求余志宏派人和张联系，余志宏便把这个任务交给涂西畴。通过做工作，张严佛基本上控制住了长沙的军统特务。一九四八年冬天，志宏还通过唐星、马子谷做宪兵团第十四团团长姜和嬴及保安团长刘鸣球的工作，后来姜、刘也表示愿意跟随程潜起义。于是长沙内的主要敌武装力量也被稳住了。当时夏印同志曾说过：“一个地区的军统特务全部落网和整个宪兵团起义，是以前没有过的事。”1949年5月间，姜还将特务准备逮捕的湖南大学的教师、学生100多个人的黑名单（其中有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如刘正、曹廷藩、彭越、曹伟如等同志都在其中）上报给程潜，程又转给了余志宏。周里得知此情立即通知湖南大学地下党组织，迅速转移隐蔽。

解放大军渡江后，地下省工委要志宏动员程潜、陈明仁写个备忘录，承认接受我党关于和平的“八条”。余志宏要程星龄转达程潜，程欣然同意。于是，由程星龄起草，经志宏审核，送程潜亲笔签字后，又由志宏交给周里，周里立即转交党中央、毛主席。此前毛主席、周恩来曾通过地下通线，邀请李达同志去北京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程潜就托李达向毛主席转达他起义的愿望，并赠与李达旅费五百元。李达于4月16日大风雪的夜晚离长沙，取道香港，转往北平。行前余志宏到旅舍同李达秘密话别，再三叮嘱护送李达同志的李海彬、陈力新要不惜牺牲自己，确保李达安全。李达于五月十四日到达北京，十八日向毛主席汇报有关程潜策划起义的情况，毛主席听了很高兴。

（四）

一九四九年四月底，在白崇禧撤到长沙之前，程潜层耽心程星龄找到的地下党和人民解放军不一定能取得联系，因此要求面见地下党负责人。周里听志宏汇报后指示说：“我不好出面，你可作为地下党的代表见他。”于是志宏由程星龄陪同去省政府主席办公室见了程潜。当年余志宏还只三十三岁，程潜见他是个青年知识分子模样，便说：“你呀！我看你不像地下党的负责人，我要见你们负责人。”他郑重表示：“我要搞就搞明的，不搞暗的，我不会害地下党人的。”坚持要见地下党负责人。余志宏请示周里，周里说：“你再对程潜说清楚，你虽不是地下党负责人，但是地下党派来的代表，要他有话尽可同你讲，你可以向党中央直至毛主席转达，不会泄密，不会暴露。”余志宏再次会见程潜时，把周里的话对他讲了，程潜这才相信。这次会见中，志宏着重说了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之外，还代表党向程潜提出三点要求：一、释放一切政治犯；二、负责保护国家财产、机关、档案和工厂、交通、桥梁；三、不捕杀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余志宏说“只要你做了这三条，我们就报告毛主席，你的功劳保证一条也不少。”程潜表示同意一、二条可以做到，就是第三条有些困难，因为捕人权一部分是由蒋介石掌握的特务干的，他无法完全控制，但表示要努力去做。同时程也向我党提出三条：一、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但不参加共产党；二、反对蒋介石但不背叛国民党；三、不要把他放在战犯之列，起义后能保全首领就如愿以赏了。并说他在南京、上海、长沙都有房子，只要把上海的房子留给他，就满足了。程潜接着又召集特务头子开了一个会，宣布凡是捕人都要经他批准，不准任意捕人。我党提出的三点要求，程潜也基本做到了。

一九四九年七月长沙快要解放了，陈明仁怕李军九、温汰沫、陈庚联系的地下党代表负不起责任，和人民解放军取不到联系，也要求面地下党负责人。李军九讲陈明仁的要求告诉了志宏，经请示省工委，还是派余志宏去见陈。余志宏由李军九陪同到陈的公馆与陈见面。陈从醴陵家乡风土谈到他决心随程潜起义的意愿。余志宏代表地下党对他的意愿表示欢迎。然后针对陈的顾虑，着重向陈交代了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和立功受赏的政策；并反复强调有多少功，可以直报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也决不会泄密。这对坚定陈明仁决心起义起了很大的作用。

（五）

在策动湖南和平解放的日日夜夜，余志宏表现得沉着、无私、无畏。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到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几乎每天外出秘密活动。他经常到司马里王家菜园与程星龄、马子谷等联系，或在左局街震亚锌厂办事处殷德饶处与程星龄、马子谷、李军九、温汰沫等人碰头，或个别找人研究问题，或做张严佛的工作，或找唐星听取关于白崇禧情况的汇报等等；同时还要及时同省工委秘书刘寿祺取得联系，并向周里、欧阳方汇报、请示。这些秘密活动是十分忙碌紧张的，但志宏做得沉着而有条不紊，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差错。

他在铁佛东街的住处实际上成了地下联络站。如广州来的地下党员黄道奇、张西文、吴钧，岳阳来的刘尚文等同志都是先到他家，然后由志宏帮助找到周里。一九四八年六月，余志宏把家搬到北门外文昌阁楼上，有一个小套间，前后两间卧室，后室就成了地下党活动的密室。如华南局派来的欧阳方和洪德铭、安化县工委书记熊邵安、醴陵县工委书记孟树德等也都是经此找到周里。还有的就在这里接头、交待工作。当时他的爱人李文锦和他的妹妹余杏村就帮助他收管秘密文件，招待同志，看门守户。

这期间，余志宏变卖了部分家产，作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他通过了蒋昆筹办了一所长沙市立补习学校，请伍薏农当校长。开始是租用北门民范女校，后来又搬到南门化龙池刘建绪公馆，校务初期由志宏负责，后来由刘梦华主持。设了大学先修班，报了四十来名学员，但实际上是为了掩护地下党进行革命运动省工委就曾在此举行过秘密会议，省工委周里、罗正坤、欧阳方都参加了。一些没有公开职业的地下党同志如罗正坤、涂西畴就常住在这里。胡兆瑞、刘尚文、王蔚琛、郑小叶、陈执中、袁家式等也都在这里教过书或者住过。后来有些县城货矿区工委的领导同志如刘冬安、黄道奇、郭昌荣等也来这里向周里汇报、请示工作。

当时，尽管程潜、陈明仁决心起义，但是他们一再表示，对蒋介石、白崇禧的特务不能完全控制。因此，余志宏的活动也不能不提高警惕。事实上，特务们已经注意到他的活动，一九四九年四月的一天，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就曾派特务到刘岳厚，加以查户口为名，探听余志宏的下落。欧阳方得知此情即同志志宏，转移邵阳暂避。但他惦念着长沙的工作，仅在邵阳呆了个把星期又返回长沙。五月，他又把家搬到南门光裕里。为了遮掩特务耳目，伪称从县里搬来，改名余思，爱人则改名李希明。并按周里的安排，要爱人辞去小学教员职务，妹妹到长沙医院，全力做掩护工作。余志宏就是这样巧妙地同敌特周旋，一直到长沙解放。

（六）

长沙和平解放后，周里征求志宏对工作分配的意见。志宏表示他还是到大学教书比较合适。于是中共湖南省委就分配他担任接管湖南大学的军代表、兼湖南大学的秘书长。他一九五〇年三月李达从北京回湘，任解放后湖南大学第一任校长。一九五一年秋，志宏调北京中共马列学院学习，一九五三年底毕业后，一九五四年春中南局分配他到武汉大学任临时党委副书记兼副教务长。当时李达已调武大任校长。1956年，李达同志创办哲学系需要志宏帮助，他就辞去了临时党委副书记、副教务长的职务，担任了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职务。后来李达辞去兼系主任，便由余志宏兼系主任。他为了办好哲学系，亲自授课、写文章、编书，孜孜不倦，耗费了全部心血。

他具有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把学校分给他的一套较好的住房让给别人，自己宁愿住在交通不便的“一区”。1958年哲学系全系下放劳动一年，他又带头下去。三年困难期间，他身患肝炎，也不休息，并谢绝给他的营养补助费；但他对同志却极为关心，他亲自安排系里的工作，设法给大家增加营养，或安排休息，或给予补助。

 “文化大革命”中，余志宏遭到林彪、“四人帮”的种种迫害。他初被打成“李达三家村”（以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郎天、党委常委、副校长何定华为“大老板”）的黑干将，后又被扣上“叛徒”、“历史反革命”、“五一六”分子”、“大特务”等等帽子，以至长期受审查、挨批斗。一九六八年发现他身患肠癌，手术切除后，一九七〇年被迫下放沙洋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四月，又宣布他为“五一六”黑后台，抓到襄阳“五七”分校批斗。一九七一年八月，他的癌症已转移到胃，但医院却拒绝收治。一直拖到一九七二年，才允许他回长沙就医。但长沙的医院也不收治，他只得佃居麓山菜农的一间茅屋居住，请中医治疗。到一九七二年十月，终于因胃癌放血不止，在市立第四医院的走廊上含冤去世。终年五十六岁。

一九八〇年，武大党委作出决定，为余志宏举行追悼会，彻底平反昭雪。追悼会的前夕，他生前的许多师友从全国各地纷纷发来唁电唁函，并寄来有上百首挽联，其中有王首道同志和曹瑛、杨献珍等同志的唁电；八十岁的湖南省副省长程星龄亲自赶去参加追悼会，同行的有解放前一起战斗过的刘寿祺、涂西畴、孟树德等，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里的爱人常杏云同志也到了武大，并带去周里同志的挽联：

“坚持革命，忠于人民，忆和平解放三湘，资君大力；

冤屈喜昭，贤才痛失，听呜咽江流四水，和我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