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瑞康   李少白

余志宏同志1916年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东乡泮川村，周岁丧父，三岁时母亲被迫改嫁，不久就患肺病去世了，由伯父母养大成人。志宏同志少年好学勤思，1933年春考进湖南省第一中学高中部学习时，就反对所谓的八德衍义和法西斯式的军训，对课堂的书本知识不感兴趣，却醉心于课外的新书刊。1937年秋考取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经济系，他利用课余时间，拼命地阅读了《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共产党宣言》等新书刊。那年年底，广州形势紧张，他回到湖南参加了抗日民众训练工作，1938年1月，被派赴桂阳县任区训练员，5月，县民训指导处的地下党员熊邵安，发现余志宏抗日坚决，生活艰苦，工作深入，就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他就和熊邵安一起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会见王凌波同志要求去延安，但未能遂愿，王极力劝他们留在湖南工作，志宏同志在资助了另一位获准去延安同志的旅费后，回到醴陵公开担任了民训指导员的工作。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志宏同志的组织关系几度中断，在中山大学的学习也时断时续，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坚守信念，善于抉择，乐于助人。他的伯父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在郴州当过一任厘金局（旧时在交通要道对过往货物征税的机构）局长。在志宏同志担任民训指导员、组织抗日自卫队期间，其伯父曾怀疑他参加了共产党，他极力否认，只承认相信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而他的伯父则劝他不应为共产党宣传所迷惑，应相信蒋介石是抗日建国的中心力量。为此，两人曾辩论通宵，甚至使得家庭关系濒于破裂，因此，志宏同志不得不于1939年10月离开家庭，赴云南澄江中山大学复学。1945年，余志宏在永安王亚南主持的福建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那年夏天，永安（福建抗日时期的省会）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羊枣事件”。羊枣原名杨廉政，在左联时用过杨潮这个笔名，后易名羊枣，湖北沔阳县（现更名为仙桃市）人。1933年初，他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下半年经周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他是著名的军事评论记者、国际问题专家，也常在报刊上发表抨击国民党腐败的文章。国民党顽固派急于夺取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内战，由顾祝同（“皖南事变”的发动者）下令在永安逮捕了20多名重要“共党分子”，史称“永安大狱”，时任社科所研究员的羊枣、李达仁，还有一位东南出版社经理王一帆都在其中。此时，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正要志宏同志去当他的秘书，但志宏同志没有去，而是积极投入了营救被捕者的行动，并在经济上资助被捕者的家属。羊枣在狱中被折磨致死后，志宏同志继续设法找保释放了王一帆、李达仁。一个在白色恐怖面前毫不畏惧、善于周旋的形象已初露端倪。志宏同志还以笔为武器，先后在有关报刊发表了《法西斯兴亡论》等文章，积极为王亚南主编的进步刊物《经济科学》撰稿，为湖南《国民日报》撰写社论，评述过国民党经济崩溃的状况。他还对农村教育情有独钟，先后三次回醴陵乡村小学（师范）任教，并引以为一生的自豪。此时的余志宏正好30岁，“三十而立”，他的学业根基已经夯实，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已经确立，并在实践中得到多方面的磨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志宏同志似乎已经为此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纵观志宏同志一生，他为党和人民作了两件大好事。

其一，为湖南和平解放所做的特殊贡献。策反程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它面临着极其艰巨、复杂、危险的局面。程潜虽是国民党元老，但他并不掌握兵权，要想控制湖南局势，没有军队是不行的。陈明仁虽然是程星龄和余志宏密商后，争取从武汉调来长沙协助程潜掌握兵权的（原来掌握兵权的人更反共），但他1947年在东北与林彪多次较量过，6月，四平街一仗，陈明仁以少数兵力坚守四平40多天，巷战19个昼夜，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和擢升，李天佑称他“是员悍将，是头狮子”。陈明仁与程潜既是同乡，又有师生关系，相处甚好，但他对起义的态度究竟如何？尚不清楚。为了排除特务的干扰和破坏，策反军统大特务张严佛更具危险性，张曾任中统局中将秘书，于1948年秋回湖南当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副主任。程潜多次说明，因为军统特务是由蒋介石掌握的，他无法完全控制。中共湖南地下省工委书记周里同志说：“如能通过张严佛控制住特务的破坏，当然是好事，但要特别警惕。”

策反程潜、陈明仁、张严佛等人的任务之所以能圆满完成，首先是解放战争快速发展的大好形势。1949年元旦，新华社广播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告，随后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又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诸多国民党的将领，包括已列入战犯名单的人，都必然要考虑自己的后路。其次，是地下省工委的正确领导。包括选人、用人，向余志宏分析策反程潜的可能性，精心制定行动计划，及时听取汇报和指导工作等。再次，就是余志宏本人的贡献。从1948年7月接受策反程潜的重任，到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在这整整一年的日日夜夜，志宏同志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几乎每天都要出去进行秘密活动。紧张忙碌，头绪众多，他都能有条不紊，沉着应对，从未出现差错。特别是在执行重大任务时，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如去见陈明仁的那天，他作了最坏的准备，临行前他叮嘱妻子李文锦：“我今天有要事出去，要是今晚没有回来，你明天早晨一定要设法把这个情况告诉唐先生（周里同志的化名）！”他经常教育李文锦：“一个共产党员，把生命都交给了党，个人的安危算得了什么”，“你万一落到敌人手里，第一是不要怕，怕是没有用的，只要想一想这是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就有力量对付敌人；第二要善于对付敌人……”。 他们的家实际上成了地下联络站，外地来的许多地下党员和县委书记，都是先到这里经余志宏找到周里，有的就在这里接头、交代工作，当时李文锦和余的妹妹余杏村就帮助他收管秘密文件、招待同志、看守门户。同时余还变卖了部分家产作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以上事实充分表明了志宏同志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无私、无畏的高尚品格。

湖南和平起义的意义何在？不妨举个例子来说明。武汉的解放既没有经过浴血奋战，也不是和平起义，而是肖劲光司令员率领的四野12兵团，经过长途奔袭于1949年5月上旬到达孝感，做好了强攻武汉的准备，坐镇武汉的白崇禧，于5月15日下午坐飞机仓皇南逃，至午夜，驻守武汉的国民党58军也全部撤离，而此时，解放军尚未到达，地下党很快控制住了武汉的局面，为解放军进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偌大的武汉，未放一枪，就顺利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而由程子华司令员率领的13兵团49军解放湖北省沙市时，则遭遇到宋希濂部的顽抗。当时沙市是一个人口不到10万的中等城市，解放沙市的战斗于1949年7月15日上午8点左右打响，到下午两点多结束，战斗进行得非常惨烈。担任突击队的一个连投入的兵力是150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20来个人，牺牲80多人（其中包括连长），加上兄弟连队，总共牺牲了300多人，这些战士大多是北方人，参加过辽沈战役，再到平津战役，然后一直南下，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沙市的解放。再回过来看湖南的和平起义，有人称之为“湖南版的国共合作”，它不仅避免了双方武装人员的伤亡，而且对湖南三千万人民生命财产的保护，以至对贵州、云南、新疆和平解放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余志宏是湖南和平解放的大功臣，但他从不吹嘘自己，即使在家里，也不喜欢多谈他个人对革命所做的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非颠倒，竟然把他对革命的贡献诬陷为“反革命罪行”进行批斗，此时我们才知道他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其二，是协助李达校长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所作的历史贡献。余志宏同志受李达校长的重托，为重建哲学系担任系的实际负责人。我们有幸在他的具体领导下学习、工作了整整10年，加上“文化大革命”的不幸遭遇，前后相处共16年。在开始筹办哲学系时，李达亲自主持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只有三个年轻人是搞哲学的，学生招进来以后，一要有人上课，二要有教材。为了解决教师奇缺这个燃眉之急，李达校长于1956年亲自去北京大学调人，挑选人才。经过努力，所能调到的教师和可分配来的毕业生，只有部分当年到位，直到1959年才基本到齐。为了解决师资不足的缺口，在系内也想了许多办法，甚至是特殊的办法，例如，中央党校1959年举办自然辩证法和逻辑学两个研究班，各高校派去的都是比较富有经验的教师，唯独武大派去的五人中，只有两位教师，三位是在校的三年级学生。在课程建设方面，他不仅注意抓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专业课的教学，对全校的哲学公共课教学也很重视。他还推动哲学教研室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课和率先在全国开出毛主席哲学著作课，他亲自承担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的讲授。在教材建设方面，志宏同志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排除干扰，顶住压力，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教中国哲学史的三位教师经过几年的奋斗，编写出近百万字的讲义，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教材，就是在这份讲义的基础上写成的。教外国哲学史的几位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加强对欧洲哲学史的科学研究，对欧洲哲学的发展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看法，在资料上、理论观点上为后来撰写出版的《欧洲哲学史》教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高度重视毛主席要李达把《社会学大纲》一书修订重新出版的任务，立即为他配备助手，充实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的专职人员。后经李达考虑，决定根据时代的变化，在《社会学大纲》的基础上编写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余得知后非常高兴，认为哲学系将会有李达亲自编写的高水平的哲学教材了。余不仅积极抓研究室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努力协助李达抓该书的编写工作，经过四年多的努力，于1965年全书完稿印成样本，这就是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总之，余志宏同志辛苦十年，克服“左”倾思想的不断干扰，围绕着“两材”——人材和教材这一中心，倾注了他的心血，凝聚了他默默奉献的满腔赤诚，为办好哲学系作出了奠基性的历史贡献，至今，他那忙碌的身影还不时在我们眼前浮现。

一个时期，在我国的上层建筑领域“宁左勿右”之风盛行，如用政治批判来解决学术争论问题，突出强调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等，余志宏作为基层党政负责人，不可能不执行“左”的方针、政策，因此，他不仅平时对一些同志作过过火的错误批评，而且对哲学系1957年反“右派”、1958年拔“白旗”、1959年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负有这样或那样的领导责任。但他在犯错误时，没有个人的挟私，不是要以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捞取名利地位，而是把错误当作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看待，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时代的悲剧。可贵的是，当他一旦认识到错误，就作出严格的自我批评，毫不掩饰，不敷衍，不推卸责任。1961年《高教60条》下来后，他在一次甄别平反的群众大会上公开作了深刻检讨，诚恳地向受过委屈的同志们赔礼道歉，会后又一一登门拜访，促膝谈心，听取批评意见。尽管有些错误的批判是别人组织的，他也承担了责任。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现在我们党有困难，我自己作为一个党员要为党分忧。我又是系的负责人，你们有意见就批评我，千万不要互相指责。希望大家放下包袱，团结起来共同创业。”为了防止重犯类似错误，他在1961年7月的一个报告中，把历年来所犯的一些错误提高到理论、政策的高度加以分析。他指出：“我们过去运动搞得多，把大搞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混为一谈，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混淆了。”“所犯错误主要是政策界限不清，方式方法不对。”并指出，以后再绝不能随便戴政治帽子，对学术争论、认识问题，只能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力压人。他还宣布，今后要“解除警报”，让大家“各尽所能，各行其职”，“笑口常开”，“共同创业”。他的报告受到全系师生欢迎，为哲学系的教学、科研活动创造了宽松的环境。有位教师回忆说：“那段时间（指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情况可用八个字概括：生活困难，心情舒畅！”由此可见，志宏同志确实是一位理论修养很高，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担当，为党分忧，团结同志，胸怀坦荡的好领导。

志宏同志关心他人、乐于助人的优秀品格更是有口皆碑。在武大时期，他主动要求降工资、让房子……等等，大家耳熟能详，这里再补充一个小小的例子。北大的一位教师得到要去武大的调令后，有好多思想顾虑，加之老母年近古稀，体弱多病，女儿尚不满周岁，爱妻不能同行。他在多位同事的帮助和鼓励下，终于克服了思想障碍，于1959年国庆节后扶老抱幼，从未名湖来到珞珈山。他在“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我初来武汉，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在北京还没有感到的一些生活困难在这里就尖锐的摆出来了，例如，孩子还那么小，既订不到牛奶，也买不到奶粉，怎么办？这时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兼副系主任余志宏先生来看望我，体察到了这一情况，竟把他订的牛奶让给了我，直到订上为止。虽然这是一件小事，几十年过去了，我总也不能忘记，因为它凝聚着志宏同志作为一个领导对我的关怀，其他还有住房问题也得到较好的解决。”这一段回忆确实感人至深。做一件好事并不难，关键在于一辈子做好事，志宏同志堪称是一辈子做好事的楷模。

综观其一生，余志宏同志不愧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时刻想着人民、想着师生，一心为党和国家的进步事业奋斗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今年是哲学系重建60周年，恰好又是余志宏同志诞辰100周年。我们曾随着哲学学院莘莘学子在学院党委副书记率领之下，登九峰山为余志宏同志扫墓。我们站在墓前行鞠躬礼，对他表示深深的崇敬和缅怀之情。然后抬头凝视墓碑：墓碑上没有照片，右边竖刻有一句诗：“丹心夜夜对明月”；左边竖刻的诗句是：“莫计生前死后名”。暮然间，我们想到，这不正是余志宏同志在历史的“疾风”中“日久”而被人们所识见的上述高尚品格和精神的某种写照吗？！同时亦感到，今天我们纪念余志宏同志，就是要继承他的遗愿，学习和弘扬他的高尚的品格和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2016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