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白、徐瑞康
今天，值武汉大学重建哲学系60周年之际，我们缅怀余志宏同志诞生100周年，心情颇不平静。这表明，我们大家都没有忘记那些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又对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作出过历史贡献的人们。
（一）
大家知道，余志宏同志由于对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作出过特殊贡献，被列入了党史人物传（第26卷），载入了党史史册。记得在1980年余志宏获彻底平反的大会上，原湖南地下党省委书记周里委托其夫人带来了一副挽联：“坚持革命，忠于人民，忆和平解放三湘，资君大力；冤屈喜昭，贤才痛失，听呜咽江流四水，和我悲歌！”对余志宏的贡献和命运予以高度肯定和痛惜。这至今都让人难以忘怀。据常凯在回忆周里的文章中称：“起用余志宏作为湖南和平解放策反工作小组组长是湖南地下党省委所做出的英明的人事举措。”实际上，余志宏乃是在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节节获胜的背景下，湖南地下党省委直接领导的此项重大任务的“执行者和策划者”。余志宏在这艰难、危险、复杂的工作中“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充分表现出了他的忠诚、智慧和才能。晚年周里曾称赞说，余志宏办事“聪慧、机智”。的确，若无过人的忠诚、智慧和才能，又怎能作出如此特殊的贡献！据悉，湖南的和平解放是人民解放事业的重大胜利，人称“湖南版的国共合作”；它对大西南云南、贵州及大西北新疆的和平解放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当1956年，李达校长(中国哲学学会会长，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决心在武汉大学重建哲学系，为国家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才时，为什么要直接点名已在武大工作的余志宏来协助他工作了。真正说来这乃是基于他对余志宏有深切的了解，即他不仅知道余志宏原是一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立志追求真理，并富有理论素养的青年学者；还知道余志宏在湖南和平解放斗争中经受了巨大考验，表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忠诚、智慧和才能。换句话说，谈论余志宏对哲学系重建所作的贡献，我们应该持整体的观点，看到余志宏在这之前，特别是参加湖南和平解放斗争的那段经历对其而后工作和思想的影响。
（二）
今年（2016年）是余志宏诞生100周年的日子。余志宏，1916年诞生，1972年逝世，时年56岁。他的一生并不长。从整体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简扼说来：
第一，他的青年时期，即从求学，参加抗日活动，投身革命直到湖南和平解放前后这一段。这一时期突出地显示了他“立志追求真理”的巨大决心和行动；并以在湖南和平解放斗争中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为标志。
第二，他的中年时期，即主要是在武汉大学协助李达校长重建哲学系这一段。这一时期国内政治运动多，如1957年“反右派”，1958年“拔白旗”，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等，并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任哲学系党政实际负责人，领导哲学系的全面工作。一方面，为培养学生，他高度重视建立一支有水平的教师队伍，并十分尊重、关怀和团结他们。为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他全力支持李达校长成立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著述《唯物辩证法大纲》一书。为提高教学水平，他组织各教研室从无到有编写自己的教材，还努力备课，亲自讲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矛盾论》、《实践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他十分爱护师生，总是既坚持原则，又耐心细致地做政治思想工作；并实事求是地鉴定毕业生，关心他们的未来。他还与师生一起到老革命苏区红安锻炼，向农民学种田犁地，与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等等。可以说，他为贯彻李达校长的教育理念称得上是尽责尽力，呕心沥血了。但另一方面，他在这一个时期工作上亦有过“左”的错误，并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主要是学生劳动过多，和在运动中批判过分，伤害了一些同志。客观地说，这并非他有意所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他难以超越“宁左勿右”的干扰。然而，当国家实行“调整”政策，高校公布“60”条时，他作为哲学系的负责人不仅能区分学术和政治，分清是非；还能毫无私心杂念，坦诚承认错误，并为党分忧，敢于承担责任，或登门拜访，促膝长谈，或大会检讨，倾听批评，乃至赔礼道歉等等。他这样做，温暖了师生的心，保护了群众的积极性，团结了大家努力办好哲学系。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他以修正错误的形式表现了他对真理的坚持。
第三，他的晚年时期，即从1965年开始的“文革”时期，直到1972年他去世止。在这一时期，伴随着1966年武大“李达三家村”案的发生，哲学系被诬为“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窝子，大染缸”，加之抓住他以前在湖南的特殊经历，余志宏首当其冲地被批斗。他被戴上了许多不实的政治帽子，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直到身患癌症，含冤离世。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这过程中，他身处逆境，面对“批斗”却不畏惧、不低头，曾公开反驳批判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曲解；并断然抵制对他的历史的污蔑（如曰：“唯有忠心存大节，却无罪史辱畸躬”）。他还关心他人，曾说过，“我不能死，我是哲学系的负责人，有责任为受冤屈的同志说话”；并通过各种渠道向上面反映李达同志的真相。他在这一时期铁骨铮铮，坚贞不屈，不愧是“逆风中的不倒松”。特别是，他最后病住岳麓山下农舍，自知将不在人世，还写过：“山谷林深听鸟鸣，一生潇洒等轻尘，丹心夜夜对明月，莫计生前死后名”以及“创业艰难守业难，大同路上战犹酣”，“真理常青光闪耀……识得自由与必然”等诗句。他在临终前以这些发自心底的肺腑之言来表达他是忠于革命、忠于人民的，历史将证明他的清白。这些都表明，他相信真理及其力量，他对真理、未来持有坚定的信念。
（三）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余志宏的一生，是（在青年时）立志追求真理，（在中年时）修正错误，坚持真理，和（在晚年时）身处逆境，相信真理的一生。在这中间青年阶段的努力追求真理的志向和实践考验和锻炼了他，对他影响深刻久远；而后两个阶段即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工作时期的活动，从精神层面看实是前一阶段立志追求真理的决心和实践的合逻辑的继续和不同情况下的表现。在他那里，“立志追求真理”乃贯彻始终，甚至是刻骨铭心的。
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指出，余志宏的这种立志追求真理乃具有言行一致，其核心是诚、真诚的思想特征。许多资料都表明了这一点，如：他在以往的统战工作中肝胆相照，真心实意，讲究诚信。在而后修正错误时襟怀坦白，不带私心，态度诚恳；在身处逆境时无所畏惧并主动反映情况，力求实事求是，做到诚实；等等。不止如此，他在日常生活中还不以追求地位、金钱、名誉和感官享乐为目的。事实显示：当周里在湖南和平解放结束时曾询问过余志宏对今后工作安排有什么要求时，余志宏仅表示，我还是到学校去教书吧，我过去就当过小学教师。当李达校长点名要他协助重建哲学系时，他不久即辞去武汉大学临时党委副书记和副教务长的职务,到哲学系担任副系主任的工作。此外，他还把学校按规定分给他的住房让给从外调来的一位骨干教师居住，自己住东山头稍小一点的房子。他在湖南大学和在武汉大学工作期间，曾先后有两次调整工资的机会，他都主动要求降一级，并对爱人说，我们降一级，就有几个工人可以各加一级了。在三年经济困难期间，他自己患有肝炎，妻子有浮肿，还把学校分给他的每月二斤黄豆，送给别的患有浮肿的教师吃。特别是，我们在哲学系工作期间，却从未听他谈论过他在湖南的这段革命经历；而作为多年的学生和同事，直到1980年，才知道他竟然是“湖南和平解放的幕后英雄”。如此等等。说真的，当我们了解到这一切时不禁为之动容。此外，这些资料还表明了，余志宏的立志追求真理的决心和实践之思想特征，乃与其个人的品格有着内在的联系。事实是，亦唯有无私无畏，才能真正达到追求真理的目的。而余志宏为人光明磊落、无私无畏。这是一种高尚的品格，堪为我辈楷模。
总之，整个地看，余志宏同志把自己一生的努力、心血乃至生命都献给了真理。可以说，他是为真理而诞生，亦是是为了真理而离世的。他以其对真理的追求、践行和对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卓越贡献，显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
（四）
那么，什么是哲学，哲学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这是重建哲学系中的重大问题。可以认为，当余志宏肩负起李达校长的重托，为重建哲学系担任系的实际负责人，此时此刻，他一定会常思考这个问题的。须知，余志宏由中山大学毕业，继在王亚南主持的福建社会科学研究所做研究、撰稿工作，亦在报刊上发表过有影响的文章、评论，还做过省政府主席的秘书，后又在湖南大学当过讲师，作为原本是一个有学养的学者，他不可能不知道“哲学即爱智慧”、“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等古希腊名言。加上，他在湖南和平解放中的特殊工作，后曾任接管湖南大学的军代表、兼秘书长，以及50年代初期到北京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等经历，他是深深懂得哲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这个道理的。而上述众多的事实告诉我们，现在，他已以其一生的努力、心血乃至生命向人们表明：他乃按自己的方式诠释并践行了“哲学的真正目的是追求真理”这一重要论点。经认真思考，我们认为，这是余志宏——人们曾经的哲学系主任和党总书记对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所作出的最主要的贡献。他把哲学领域里的各种知识都集中到了这一点上；他在重建哲学系时所做的一切奠基性的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一点的；他贯彻李达校长教育理念的初心也正在于这一点；他所梦想的哲学系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应建立什么样的哲学系等，也都与此息息相关。这就是我们关于余志宏同志对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所作主要历史贡献的一点认识。我们觉得，这也是他最感人的地方。毫无疑问，这是他为哲学系重建所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最后，我们还想真切地表达：余志宏同志虽然早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的高尚的品格和所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永恒的。今天，他依然和哲学系的师生在一起，哲学系的师生心里依然有他。特别是，他们将认识到，武汉大学哲学系有两位——李达校长和余志宏同志以其各自所建立的重要贡献被载入《党史人物传》，并据此引以为光荣。他们将学习和继承哲学系这两位前辈的高尚品格和留下的精神财富，并受其鼓舞和鞭策，更加严格要求，努力向前！
谨以此文，纪念余志宏同志诞辰100周年。
2016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