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树德

（一）

余志宏同志是湖南省醴陵县人。1916年出生于东乡泮川村。他祖父是个穷秀才，长期教私塾；父亲在乡下挖煤炭，他周岁时就病故了；母亲在他三岁时被迫改嫁，不久就患肺病死了。他伯伯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在郴州当了一任厘金局长，就在醴陵东乡买了两百担租，成为地主之家。伯伯无亲生儿女，就把他当作儿子养大。伯母管教十分严厉，他从小就不敢随便言笑，养成一种孤独沉默拘谨的习惯。

1922年春，他开始在泮川村族学读书。1927年春到县城开明小学、秋天到长沙幼幼小学读书，后在广雅中学读初中。1933年春考进湖南第一中学高中部学习；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的思想境界也开阔了。他反对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提倡的八德衍义和法西斯式的军训；对课堂的书本知识不感兴趣，却醉心于课外的新书刊。1935年冬高中毕业后，回醴陵王仙第二高小当教师。1936年秋考入安徽省立大学，但不满意，次年秋考取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经济系。在中山大学期间，他利用课余时间，拼命阅读《政治经济学讲话》、《大众哲学》、《共产党宣言》等新书刊。那年年底广州形势紧张，他回湖南参加了抗日民众训练工作。1938年一月被派赴桂阳县当区训练员。五月县民训指导处的地下党员熊邵安发现志宏抗日坚决，生活艰苦，工作深入，就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7月志宏与熊邵安一起离开桂阳，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会见王凌波同志，要求去延安。王凌波没有同意，劝他们留在湖南工作，但同意地下党员袁公昶去延安。志宏资助袁公昶去延安的旅费后，就回到醴陵公开担任了民训指导员。当时将组织关系转到了醴陵县地下党支部书记潘世棣那里。不久长沙大火，各县民训无形停顿。醴陵地下党指示他离开县民训总队，回家乡组织抗日自卫队；并介绍他与新四军派到醴陵工作的严逸民见面，会商如何利用他伯父存放在白兔潭区公所的、从省政府借来的三十条枪支组织抗日武装问题。后因日寇并未继续向长沙进攻，自卫队经费困难，只留下数人做鞭炮，以维持生活，其余队员暂行解散。1939年上半年他又到王仙中心小学去教书。后又因严逸民被捕，潘世棣不知去向，他的组织关系也随之中断。在这一时期他的伯父曾怀疑他参加了共产党，他极力否认，只承认相信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而他伯父劝他不应为共产党宣传所迷惑，应相信蒋介石是抗战建国的中心力量。为此两人曾辩论通宵，甚至使得家庭关系濒于破裂。因此他只好在那年十月动身去云南澄江中山大学复学。1940年暑假中山大学又从云南迁回广东坪石，他则由云南回家。不久伯父病故，而以前借来的枪支仍放在他家，此时政府不断派人前来监视，并谣传附近杂牌队伍要来抢枪，而他一时又找不到党组织指示，就只好根据伯父遗嘱将枪交还了省政府。1940年秋后他又回中山大学复学；在进步教授、经济系主任王亚南的启发诱导下，他刻苦研究马列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积极为王亚南主编的进步刊物《经济科学》撰稿。同时又与进步教授李达、梅龚彬、卓炯，进步同学覃正光、涂西畴过从密切。1943年夏中大毕业后，即去醴陵乡村师范任教。当时因桂林《大公报》发表了他的《法西斯兴亡论》引起国民党醴陵县党部的注意。期终，学校当局便向他表示：“县党部认为你思想有问题，不便留任。”于是，他就离开了该校。

（二）

1944年12月，志宏离开醴陵，到福建永安找王亚南。1945年他任王主持的福建社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那年夏天该所研究人员羊枣、李达仁等被捕，东南出版社经理王一帆也被捕。此时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要他去当秘书，他没有去；却积极去进行营救被捕者，并资助其家属。羊枣在狱中被折磨致死后，他设法找保释放了王一帆、李达仁。同时他还参加了该所组织的闽西土地考察团，到龙岩、上杭老苏区调查土改情况。后来又与王亚南、张振乾、张来仪等人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王亚南著的《中国经济原论》（解放后改名《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研究》，有俄文，日文译本）和《社会科学新论》，以及郭大力著的《生产建设论》。

抗战胜利后，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搬回福州。1946年4月福州地下党城工部负责同志孟秀焘通过该所地下党员王元对志宏的了解，为志宏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不久，已去厦门大学的王亚南介绍他到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那里去做文字工作。经孟秀焘同意，1947年初志宏回到长沙。但闽湘两省之间当时没有党组织联系，他又只好暂时单独作战了。王东原要他在省政府当“专员”，实际上是办《展望》杂志。王本想以此投一下“和平”之机，可后来和谈破裂，内战越打越烈，《展望》也就停办了。这一时期，志宏曾为湖南《国民日报》撰写过社论，评述过国民党经济崩溃的状况，就引起了在《国民日报》工作的官建平（地下党长沙市工委负责人）的注意。官通过孟树德同志（当时长沙《中央日报》记者）了解到志宏过去的政治情况，因而在1947年暑假，官带了中共湖南地下省工委书记唐先生（周里同志的化名）与志宏见面，又为志宏接上了组织关系。从此志宏在周里直接领导下开展统战工作，收集军政情报，工作很出色。后来他还担任了王东原的秘书。可是不久，王突然被蒋介石免职，他估计自己不可能保持省政府秘书职务，经周里同意，1948年7月由王东原介绍他到湖南大学当讲师。在此期间，他介绍地下党员严定如、胡兆瑞、刘若云、卢其超去教中学，程岑华到省政府工作。

（三）

1948年7月程潜来湖南任省政府主席。周里向志宏分析了策反程潜的可能性，并把这一重任交给了他。（后来他任省工委策反小组组长）。他便通过马子谷（原在福建省政府当顾问，因羊枣案被国民党反动派驱逐出福建。当时在长沙闲居）了解到程星龄因共产党嫌疑，被蒋介石在台湾软禁了一年，现已释放而亟欲回湘的情况；又考虑到程星龄过去当过福建省政府秘书长，反蒋拥共，而他又是程潜的族弟，如他能回到湖南将大大有利于策动程潜起义的工作。经请示周里同意，便于1948年8月将程星龄接回长沙。志宏为了做好程潜周围人士的工作，秘密走访中，搞了两项重要活动：一是王家菜园（蒋昆住处）的时事座谈会。这是志宏和程星龄、马子谷事先商量好的，邀请赞同湖南和平起义的绥署秘书长刘岳厚、长沙市长蒋昆和在省银行工作的唐文燮三人参加。目的是通过议论时事，了解各方面动态。每周一次。二是桃子湖（方叔章住处）的便宴。这是志宏商请程潜的顾问方叔章出面邀请的。这次便宴是在1948年十一月十九日举行的。表面上是方家请客，实际上是请湖南大学教授李达对肖作霖，邓介松施加影响，促使他们支持程潜起义。参加便宴的还有程星龄、伍薏农、肖敏颂和志宏。李达的一席话给人印象深刻。李达说：“内战是的确打不得了，但国民党一定要打。其实，打下去对国民党也并没有什么好处，打就只有灭亡得更快更彻底，现在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楚了。颂云先生是国民党元老，是一向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孙先生生前就已经深知只有和共产党合作，中国革命才有希望。以颂云先生的经历，当然应该有更深切的体会。”肖作霖、邓介松、程星龄回去向程潜汇报了这次座谈的经过。程潜对李达所说的话，也点头赞赏说：“本来就是他说的这样，现在确实没有别的什么路好走了。”

1949年元旦，新华社广播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告，宣布了战犯名单。在战犯名单上程潜听到他与蒋介石、李宗仁并列前三名，思想十分矛盾，既想靠拢共产党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又怕被共产党把他作为战犯惩办，因而终日惶惶不安。当方叔章劝说起义时，程潜说：“投降我是不干的。”方讲了党的不咎既往的政策，又指出国民党的政局已定，如果不主动起义，势必被迫投降。与其被迫投降，不如主动起义。这番话对他的触动很大。他又看到了方叔章、肖作霖、邓介松、程星龄等人都积极支持起义，程潜也就表示，愿意接受李达的建议，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并密嘱左右找地下党联系。

1949年1月初，程星龄即以程潜代表的身份向志宏指出，希望会见地下党省委责负人。志宏请示周里，周里同意由志宏陪同会见程星龄；会见时马子谷也在座。在会谈中，周里怼程潜起义表示热烈欢迎，认为这是为人民做了件大好事，人民一定会记得的；并说，至于个人安全问题，不必有任何顾虑，但希望先做五件事：一、由我方推荐新化、醴陵等五县县长；二、撤换长沙警备司令蒋伏山；三、不要进攻我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四、约束特务宪警，不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不得压制进步的群众运动；五、在军政高级官吏中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周里并指定志宏代表地下省工委与代表程潜的程星龄正式联系，定期交换意见以及有关军政方面的情况。程星龄向程潜转告了地下党提出的五件急需做的事，程潜都满口答应了。

（四）

在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为了使湖南和平起义得到顺利实现，程星龄和志宏海密商了三条具体措施：

一是把在武汉当警备司令的陈明仁调来长沙。这是三条措施中关键的一条。因当时在湖南掌握兵权的是李默庵、黄杰为首的一批蒋介石的嫡系黄埔学生。黄杰是反共的。李默庵在白崇禧倡导和平时倾向和平，但说到投向中共，就疑惧不定；而陈明仁与程潜既是同乡，又是师生关系，相处甚好，如把陈明仁调来长沙，掌握兵权，赞襄起义是又有好处的。这一筹划，得到程潜的统一，周里的认可。

2月18日陈明仁调来长沙，他曾主动把蒋介石密令他监视程潜的事告诉了程潜。程潜说：“你要捕就捕，要杀就杀。“陈明仁说：“我要抓你就不会告诉你。我不听蒋介石的，听你颂公的。”不久陈明仁还派出了亲信李军九、温汰沫和陈庚作为他的代表同地下党的代表余志宏正式联系。为了协调程潜、陈明仁的行动，从四月下旬起，志宏还组织程星龄、马子谷、李军九、陈庚的定期碰头会，听取他们汇报关于酝酿起义的情况，传达省工委的指示，商讨解决一些重大问题。4月下旬长沙市的学生、工人准备在“五·一”节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集会游行，白崇禧派了几百名特务，准备大肆镇压群众。志宏代表地下党在碰头会上提出：要求陈明仁保证集会游行队伍的安全。会后李军九转告了陈明仁的意见，他愿意照地下党的意见办；但特务太多，他怕控制不住，要求地下党说服群众，只集会，不游行，这样可以保证集会的安全。于是地下党说服学联和工会负责人停止游行。

二是通过程潜，任用唐星为长沙绥靖公署付主任，使之周旋于程潜、白崇禧之间。唐星长期反蒋，赞成程潜一起，又与白崇禧有一定的交情。唐星在与白崇禧的接触中所获得的桂系动态与意图，都及时向志宏汇报，志宏亦随即告知周里。关于程潜方面的情况，唐星在白的面前则相机加以掩饰，以制造假象蒙蔽白崇禧；力求保障起义工作的进展、程潜的人身安全。解放军推进湖南境内后，白崇禧决定陈明仁守长沙，自己率领桂军向衡阳撤退，并要求程潜率领湖南地方部队向广西撤退。在这个时刻，唐对白说；“湖南地方部队靠不住，怎能让其撤退到我们的后方去，万一出了岔子怎么办？不如让他们向邵阳撤退，由我同魏镇（原系桂系，当时任邵阳警备司令，已决定随程起义）负责掌握。”白表示同意。在白崇禧向衡撤退的同一天，程潜率部向邵阳撤退，最后拜托了白崇禧的魔掌。

三是策反军统大特务张严佛、宪兵团长姜和嬴。张严佛曾任军统局中将主任秘书。戴笠死后，在保密局内部受排挤，于1948年秋回湖南省当省委、政、军联合办公室付主任。程星龄曾和程潜商量，为了防止特务对起义工作的破坏，也想把张拉进来，借以控制长沙的军统特务。同时张也有起义的意向。此意经志宏请示周里，周里说；“如能通过张严佛控制住特务的破坏，当然是好事，但要特别警惕。”开始策反工作，是通过张严佛的舅子李石静同志去做的，随后程星龄要求志宏派人和张联系，志宏便把这个任务交给涂西畴通知。1949年6月，又由志宏接受。通过做工作。张严佛基本上控制住了长沙的军统特务。后来志宏还从张严佛那里搞到了一份湖南军统特务的名单，并由张写了一份关于军统组织结构的材料。解放初这份名单和材料，由志宏和涂西畴交给了省公安厅付厅长夏印同志。1948年冬天，志宏还通过唐星、马子谷做宪兵团第十四团团长姜和嬴及保安团长刘鸣球的工作，后来姜、刘也表示愿意跟随程潜起义。于是长沙内的主要敌武装力量也被稳住了。当时夏印同志曾说过：“一个地区的军统特务全部落网和整个宪兵团起义，是以前没有过的事。”1949年5月间，姜还将特务准备逮捕的湖南大学的教师、学生100多个人的黑名单（其中有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如刘正、曹廷藩、彭越、曹伟如等同志都在其中）上报给程潜，程又转给了志宏。周里得知此情立即同志湖南大学地下党组织，迅速转移隐蔽。

解放大军渡江后，地下省工委要志宏动员程潜、陈明仁写个备忘录，承认接受我党关于和平的“八条”，程欣然同意。由程星龄起草，经志宏审核，送程潜亲笔签了字（当送交给陈明仁签字时，陈说这是形式，又怕泄漏，没有签字）。这份备忘录即由志宏交给周里，周里立即转交党中央毛主席。在送达“备忘录”之前，毛主席、周付主席曾通过地下通线，邀请李达同志去北京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程潜就托李达向毛主席转达他起义的愿望，并赠与李达旅费500元。李达于4月16日大风雪的夜晚离长，取道香港，转往北京。行前志宏盗旅舍同李达秘密话别，再三叮嘱护送李达同志的李海彬、陈力新要不惜牺牲自己，确保李达安全。李达于5月14日到达北京，18日向毛主席汇报有关程潜策划起义的情况，毛主席听了很高兴。

（五）

1949年4月底，在白崇禧撤到长沙之前，程潜层耽心程星龄找到的地下党和人民解放军不一定能取得联系，因此要求面见地下党负责人。周里听志宏汇报后指示说：“我不好出面，你可作为地下党的代表见他。”于是志宏由程星龄陪同去省政府主席办公室见了程潜。当年志宏还只33岁，程潜见他是个青年知识分子模样，便说：“你呀！我看你不像地下党的负责人，我要见你们负责人。”并郑重表示：“我要搞就搞明的，不搞暗的，我不会害地下党人的。”程潜坚持要见地下党负责人。志宏请示周里，周里说：“你再对程潜说清楚，你虽不是地下党负责人，但是地下党派来的代表，要他有话尽可同你讲，你可以向党中央直至毛主席转达，不会泄密，不会暴露。”志宏再次会见程潜时，把周里的话对他讲了，程潜这才相信。这次会见中，志宏着重说了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之外，还代表党向程潜提出三点要求：一、释放一切政治犯；二、负责保护国家财产、机关、档案和工厂、交通、桥梁；三、不捕杀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并说：“只要你做了这三条，我们就报告毛主席，你的功劳保证一条也不少。”程潜表示同意一、二条可以做到，就是第三条有些困难，因为捕人权一部分是由蒋介石掌握的特务干的，他无法完全控制，但表示要努力去做。同时程也向我党提出三条：一、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但不参加共产党；二、反对蒋介石但不背叛国民党；三、不要把他放在战犯之列，起义后能保全首领就如愿以赏了。并说他在南京、上海、长沙都有房子，只要把上海的房子留给他，就满足了。程潜接着又召集特务头子开了一个会，宣布凡是捕人都要经他批准，不准任意捕人。我党提出的三点要求，程潜也基本做到了。

1949年7月长沙快要解放了，陈明仁怕李军九、温汰沫、陈庚联系的地下党代表付不起责任，和人民解放军取不到联系，也要求面地下党负责人。李军九讲陈明仁的要求告诉了志宏，经请示省工委，还是派志宏去见陈。志宏由李军九陪同到陈的公馆与陈见面。陈从醴陵家乡风土谈到他决心随程潜起义的意愿；志宏代表地下党对他的意愿表示欢迎。然后针对陈的顾虑，着重向陈交代了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和立功受赏的政策；并反复强调有多少功，可以直报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也决不会泄密。这对坚定陈明仁决心起义起了很大的作用。

（六）

在策动湖南和平解放的日日夜夜，志宏表现得沉着、无私、无畏。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上半年，几乎每天外出秘密活动。他经常到司马里王家菜园与程星龄、马子谷等联系，或在左局街震亚锌厂办事处殷德饶处与程星龄、马子谷、李军九、温汰沫等人碰头，或个别找人研究问题，或做张严佛的工作，或找唐星听取关于白崇禧情况的汇报等等；同时还要及时同省工委秘书刘寿祺取得联系，并向周里、欧阳方汇报、请示。这些秘密活动是十分忙碌紧张的，但志宏做得沉着而有条不紊，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差错。

他在铁佛东街的住处实际上成了地下联络站。如广州来的地下党员黄道奇】张西文、吴钧，岳阳来的刘尚文等同志都是先到他家，然后由志宏帮助找到周里。1948年6月志宏把家搬到北门外文昌阁楼上，有一个小套间，前后两间卧室，后室就成了地下党活动的密室。如华南局派来的欧阳方和洪德铭、安化县工委书记熊邵安、醴陵县工委书记孟树德等也都是经此找到周里。还有的就在这里接头、交待工作。当时他的爱人李文锦和他的妹妹余杏村就帮助他收管秘密文件，招待同志，看门守户。

同时他变卖了部分家产作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他通过了蒋昆筹办了一所长沙市立补习学校，请伍薏农当校长。开始是租用北门民范女校，后来又搬到南门化龙池刘建绪公馆，校务初期由志宏负责，后来由刘梦华主持。设了大学先修班，报了40来人，但实际上是为了掩护地下党进行革命运动省工委就曾在此举行过秘密会议，省工委周里、罗正坤、欧阳方都参加了。一些没有公开职业的地下党同志如罗正坤、涂西畴就常住在这里。胡兆瑞、刘尚文、王蔚琛、郑小叶、陈执中、袁家式等也都在这里教过书或者住过。后来有些县城货矿区工委的领导同志如刘冬安、黄道奇、郭昌荣等也来这里向周里汇报、请示工作。

当时尽管程潜、陈明仁决心起义，但是他们一再表示，对蒋介石、白崇禧的特务不能完全控制。因此余志宏的活动也不能不提高警惕。如1949年4月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就曾派特务到刘岳厚加以查户口为名，探听志宏的下落。欧阳方得知此情即同志志宏，转移邵阳暂避。但他惦念着长沙的工作，仅在邵阳呆了个把星期又返回长沙了。五月他又把家搬到南门光裕里。为了遮掩特务耳目，伪称从县里搬来，改名余思，爱人则改名李希明。并按周里的安排，要爱人辞去小学教员职务，妹妹到长沙医院，全力做掩护工作。志宏就是这样巧妙地同敌特周旋，一直到长沙解放。

（七）

长沙和平解放后，周里征求志宏对工作分配的意见。志宏表示他还是到大学教书比较合适。于是中共湖南省委就分配他担任接管湖南大学的军代表、兼湖南大学的秘书长。他在接管湖南大学的工作中，首先将湖南省立的克强学院、音乐专科、国立的师范学院和私立的民国大学合并于湖南大学，组成了一个有七个学院、二十五个系的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大学。即：文艺学院、农学院、工程学院和自然科学院。1950年3月李达从北京回校，任解放后湖南大学第一任校长。当时有学生二千多人，有教职员一千多人，其中正付教授近三百。解放初期，学校党组织还未公开，后又有一批党员调出到其他单位工作，到5月28日党才公开；全校党员28人，便成立了一个党支部，还是由他兼任支部书记。志宏和他们一起根据省委对湖大“暂维现状，逐步改进”的指示，在1950年春季开学后，就开展大规模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学习。全校师生员工每星期一上政治大课，下午小组讨论或小班讨论，并以此为改进旧教育，建设新教育，改造旧思想，建立新思想打好基础。在教学上便参考华北大学的经验，取消了带糟粕性的课程，添设了《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等课程。并通过教学检讨，对课程还作了必要的精简。

为了保证这些改进能够顺利实施，志宏除积极上政治课外，突出地抓了团结师生员工的工作。早在接管中他就提出了“在团结中求进步，在进步中求团结”的口号，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增强团结，搞好工作，搞好教学。1951年又把原来的教授会、讲师会、助教会、工友会组成教职员联合会，工友联合会，后又进而合并成立湖大教育工会。在教职员中帮助民主党派建立和健全组织，在同学中选举学生会，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把三千多师生很好地团结在党支部的周围。

志宏善于结合实际任务去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他诚恳待人，以身作则。在1950年参军运动中，人们的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经他结合当时的形势任务与革命的要求作了几次详尽的说明和动员，报名的就达一千多人。后经批准，115名同学参军，其中就有他的堂弟余志芳。在调整工资中，他和覃正光动员党员严格要求自己，并以支部的名义给李达校长写信，表明党员自愿降低一级工资待遇，并请行政会议将自己提两级改为一级。这一行动在教职员工中产生了极好的影响。大家在实际生活中看到了党员的高贵品质。在土改运动中他亲自带领一个工作大队到长沙路口区工作了50来天，取得了第一手经验后，有进一步发动全校师生下乡参与土改。在运动中他带头处理好自己与家庭的关系，以此帮助、带动师生过好土改关。当时有些农民到校要求某些教授回乡接受土改运动考验，志宏对双方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动员这些教授主动减租退押，站在农民一边；同时也说服农民，只要他们用实际行动站在农民一边，就不必定要他们回乡，因而师生在土改中受到很好教育，也没有发生意外的事故。

志宏还在与涂西畴一道建议李达请毛主席题写“湖南大学”校名。1950年9月，毛主席为湖大题写了校牌。于1951年元旦在岳麓书院大门前举行了校牌升悬典礼。“湖南大学”金字大匾成了人民湖大的一个象征。给全校师生员工极大鼓舞。

（八）

1951年秋，志宏调北京中共马列学院学习，1953年底毕业。1954年春中南局分配他到武汉大学任临时党委副书记兼副教务长。当时李达已调武大任校长。1956年，李达同志创办哲学系需要志宏帮助，他就辞去了临时党委副书记、副教务长的职务，担任了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职务。后来李达辞去兼系主任，便由志宏兼系主任。他为了办好哲学系，亲自授课、写文章、编书，孜孜不倦。

他具有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把学校分给他的一套较好的住房让给别人，自己宁愿住在交通不便的“一区”。1958年哲学系全系下放劳动一年，他又带头下去。三年困难期间，他身患肝炎，也不休息，并谢绝给他的营养补助费；但他对同志却极为关心，他亲自安排系里的工作，设法给大家增加营养，或安排休息，或给予补助。

他勇于坚持真理，绝不随波逐流。他对毛主席是极为崇敬的，但他坚持对伟大人物作科学的评价，绝不为林彪的神化之谬论所左右。一次讲课时，有同学问：“毛主席可不可以一分为二？”他毫不含糊地回答说：“当然可以一分为二。”又问：“毛主席有没有错误？”他说：“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讲得很清楚，在对任何事物的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主观和客观不相符合的情况。毛主席对事物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不能例外。”当李达同志遭到诬陷，被打成“地主”、“叛徒”、“地主分子”、“三反分子”惨遭迫害至死，并被人以“中央”“省委”的名义开除他的党籍时，志宏却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向群众说明真相，向中央反映情况，坚决为李达同志伸冤鸣屈。

他就是这样一个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的同志，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遭到林彪、“四人帮”的种种迫害。他初被打成“李达三家村”的黑干将，后又被扣上“叛徒”“历史反革命”“5·16”分子“大特务”等等帽子，以至长期受审查、挨批斗。1968年他发现身患肠癌，手术切除后，1970年被迫下放沙洋农场劳动。1971年4月又宣布他为“5·16”黑后台，抓到襄阳“五·七”分校批斗。1971年8月发现癌症转移到胃，医院拒绝收治。一直拖到1972年，才允许他回长沙就医。但长沙的医院也不收治，他只得佃居麓山菜农的一间茅屋居住，请中医治疗。到1972年10月，终于因胃癌放血不止，在市立第四医院的走廊上含冤去世。时年56岁。临死前，他头脑清醒，对于未来仍充满信心，并坚信他的问题能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可是就在他死后两年，原单位仍给他加上“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一直到1980年10月他死后八年，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武大党委才为他开追悼会，推倒一切不实之词，彻底平反昭雪。追悼会的前夕，他生前的许多师友从全国各地纷纷发来唁电唁缄，并寄来有上百首挽联，其中有王首道同志和曹瑛、杨献珍等同志的唁电；80岁的湖南省副省长程星龄亲自赶去参加追悼会，同行的有解放前一起战斗过的刘寿祺、涂西畴、孟树德等同志，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里的爱人常杏云同志也到了武大，并带去周里同志的挽联：

“坚持革命，忠于人民，忆和平解放三湘，资君大力；

冤屈喜昭，贤才痛失，听呜咽江流四水，和我悲歌。”

寄托了深切怀念与痛惜之情。

志宏同志不愧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者，他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受批斗中，又发现了身患癌症，仍以坚定的信念写下了四十来首诗词，以表达他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临死前的一段时间内，他面对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却充满着自豪而傲视一切丑类的精神，他在诗词中写道：“唯有忠心存大节，却无罪史辱畸躬。”“心中无愧仰天笑，帽子何妨都戴尽。”“瘦几许，又何妨，不经霜雪不闻香。”“真理在胸，灵魂常洁。”“丹心夜夜对明月，未计生死前后名。”一个真正革命者的灵魂，跃然而出。

志宏去世十年多了，这些血泪遗诗，留下了历史记录，使我们痛惜之余，更可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和战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