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锦
在纪念湖南和平解放三十周年的时候，来回忆余志宏同志，我的心情是十分激动的。志宏当时在地下党湖南省工委直接领导下，参加了湖南和平解放的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志宏代表地下党同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的代表经常联系，在关键时刻，还先后代表湖南地下党负责同志分别同程潜、陈明仁当面会谈，为促成湖南和平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由于地下工作的纪律规定，许多重要情况志宏当时并没有对我讲；解放后，他也不喜欢多谈他个人对革命所做的贡献，因此所能写出的情况就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在湖南和平解放那段时间，我作为他的妻子，一直同他生活在一起，没有离开过他，并协助他做过一点工作，还是能回忆起不少零星片段的情况。特别是当年领导过他以及同他在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都曾帮助启发我的回忆，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和鼓舞。把这些回忆和感受写出来，是我应尽的责任，除了提供革命史料外，也算是我对志宏的一点纪念吧。
（一）
话得从志宏离开福建回到湖南谈起。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前夕，志宏到了王亚南同志任所长的福建社会科学研究所充当助理研究员。一九四六年冬，王亚南介绍志宏到湖南省主席王东原那里工作。福建省地下党城工部负责人孟琇涛同志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要志宏借此机会回到湖南开辟党的工作。一九四七年一月志宏回到长沙，我也带着两个孩子和一个外甥有醴陵来长，住在北门外铁佛东街。王东原给了他省府“专员”的名义，实际上是要他筹办一个杂志（后因内战爆发，没有出成）。当时地下党员在省与省之间转组织关系很困难，志宏一面设法了解省会各个方面的情况，以便熟悉环境；一面通过孟树德同志积极寻找湖南地下党的关系，以便及时得到当地党的领导，更好地开展工作。
一九四七年五月，湖南地下党了解到宏志的情况和表现，为他接上了组织关系（那次周里同志亲到我家）。从此以后，志宏在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艰巨而复杂的斗争，一直到湖南解放。
开始，周里同志指示他尽一切努力取得王东原的信任，站稳脚跟，以便获得重要情报。志宏深入虎穴，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这项任务。特别是在王东原临时调志宏到省参议会工作，随后又要志宏以省府秘书名义到他公馆里办公，有重要宾客来洽谈问题时，为他做谈话记录这段时间，志宏了解到许多重要情况，及时向周里同志作了汇报。在一般情况下，志宏每月同周里同志见面一、两次，遇到特殊的情况见面的次数就更多了。志宏和周里同志碰头，多数时候是周里同志到我们家里来，少数时候是志宏到周里同志家里去。那时周里同志的住址是十分隐蔽的，只有很少几个同志知道，志宏是其中一个。志宏经常汇报他掌握的省政府、参议会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对省工委及时掌握敌情，制定斗争策略，和以后开展策动湖南和平解放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期间，我们在铁佛东街的住所，实际上还起了地下联络站的作用。如由广州来的党员黄道奇、张西文、吴钧等同志，由岳阳来的熊邵安同志，都是先到我家，由志宏帮助找到周里同志的。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刘尚文同志在岳阳搞学运暴露了，跑到长沙来找志宏，仓促中连换洗的衣服和吃饭的钱都没有带，也是我们帮助解决的，
一九四八年六月到一九四九年五月，我们迁到北门外文昌阁，住在楼上的一个小套间里，前后都是卧房，后房就成为地下党活动的密室。周里同志每次到我们家里来，都是在这间密室听取志宏的汇报并指示动作的。华南局先后派来的欧阳方和洪德铭同志，安化县工委书记熊邵安，醴陵县工委书记孟树德同志到长沙来，也都是经过志宏找到周里，在我家这间密室接头交待工作的。一九四九年春夏之际白崇禧来到长沙前后，形势比较紧张。为了保证领导同志的安全，在一段时间内，志宏与周里同志较少见面，改由刘寿祺同志居间联系，只有遇到非常重要的情况时，才到周里同志家里去汇报请示。
（二）
一九四八年七月，程潜接替王东原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志宏就离开省政府，到湖南大学任教去了。湖南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可以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局部和平的指示精神，结合湖南的具体情况，认为程潜不是蒋介石嫡系，竞选副总统不成，不仅和蒋介石有矛盾，和白崇禧宿怨也深，他既无兵力，又少财产，走投无路，很有投向我们的可能，因此决定积极开展策动程潜起义的工作。经过前一段斗争的考验，周里同志认为志宏对革命忠实可靠，与国民党上层已有一些联系，并有做上层工作的一定经验，就把策动程潜起义的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志宏。为了胜利完成这一策反任务，周里同志还交代志宏不与湖南大学党的基层组织发生关系，仍由省工委直接领导他的工作。
摆在志宏面前的这项任务，比起前一阶段的任务更加艰巨，更加复杂。为了积极慎重地做好国民党上层的策反工作，必须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敌情，平时既要巧妙地隐蔽身份，必要时又得大胆地表明身份，这就需要更加勇敢机智，而客观条件比起前一阶段要困难得多。志宏同程潜周围的人一个也不熟悉，自己又已离开省政府，如何找到门路来进行这项工作，就是必须首先突破的一个难关。志宏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于是下定决心，寻找途径，重返虎穴。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志宏终于找到了通向程潜的两条重要渠道，为策动程潜起义打开了局面。
先是，他已和湖南大学李达教授有了联系，李达与程潜的顾问方叔章熟识，由李出面，鼓励方去做程潜周围人士的工作，开始酝酿起义。志宏还通过湖南大学教授王学膺（王当时是民盟盟员，一九四九年春入党）的父亲王啸苏先生的关系，认识了方叔章。志宏了解到，方和程潜的关系很深；方出入程的机关、公馆都很方便，没人阻拦，也没人注意，志宏经常在夜晚去方家活动（方家就在湖南大学附近的桃子湖），给方老分析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送《新民主主义论》等毛主席著作以及其他进步书刊，给他阅读，还一再向他阐明党中央、毛主席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在思想上把方老武装起来，然后由他去做策动程潜起义的工作。
光一个方叔章还不够，还需再找其他渠道。不久，志宏又从进步人士马子谷那里得知，程潜的族弟程星龄在台湾被软禁一段时间后已可自由行动，想回湖南。程在福建省政府当秘书长时，因为反蒋，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坐了一年多的牢。志宏在福建时认识他，对他有所了解，知道他是一个反蒋拥共的进步人士。适逢中山大学同学何之光（地下党员）去台湾省亲，志宏就托他带信给程。信中扼要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催他速回湘有所作为。一九四八年八月，程星龄回到了长沙，志宏就通过他和马子谷进一步做程潜周围人士的工作。在程星龄一下子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公开职业的时候，志宏就将他自己在妙高峰中学的兼课请程担负，以便掩护他进行工作。
一位方叔章先生，一位程星龄先生，是志宏通向程潜的两条重要渠道。志宏以对革命的无线忠心，对朋友的一片至诚，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在周里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使这两条渠道为湖南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程潜下定决定起义，程星龄正式代表程潜同种共湖南地下省工委的代表余志宏联系后，程星龄这条渠道的左右显得更加重要了。
（三）
为了做好程潜周围人士的工作，经过志宏秘密串联，搞了两个重要的活动：一个是王家菜园的时事座谈会；一个是桃子湖的便宴。尤其是桃子湖的便宴，对策动程潜起义的影响较大。王家菜园的时事座谈会是志宏和程星龄、马子谷事先商量好，邀请了绥署秘书长刘岳厚、长沙市长蒋昆和在省银行工作的唐文燮三人参加，目的是通过议论时事，了解各个方面的动态。从一九四八年十月起到十二月止大约举行了五、六次。
桃子湖的便宴是由方叔章出面邀请的。约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方对和平起义的意义有了较深的认识之后，志宏商请方老出面，在他家以请客便宴为名，组织座谈邀请了程潜下面的一些高级官员，如邓介松、肖作霖、程星龄等人，还特别邀请了李达教授、伍薏农教授参加，志宏当然也参加了。座谈的题目是：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形势下，湖南怎么办？程潜怎么办？座谈的目的就是企图影响邓介松和肖作霖，消除他们的顾虑。促使他们积极支持程潜起义。李达在席间直率地指出：程颂公（程潜号颂云）应当以湖南三千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尽力保卫湖南的和平（意即湖南应走和平解放的道路）。他分析当时的形势说：蒋介石不会有兵派到湖南来，湖南的解放就在旦夕，程颂公应善于自处。当时，程潜和他周围的人士都猜测李达教授是共产党有联系的，对他的谈话十分重视。
志宏参加座谈后，回家时，显得很高兴，对我说：“今天方老家里的聚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四）
正当程潜及其周围人士酝酿和平起义的时候，一九四九年元旦新华社广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告，选不了战犯名单。在战犯名单上程潜看到他与蒋介石、李宗仁并列前三名，他的思想十分矛盾，既想靠拢共产党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又怕被共产党把他作为战犯予以审判，终日惶惶不安。他在复孙科的电文中说：“中共所谓战犯，如果系指其和谈对象而言，则和平将无从谈起。”当方叔章向他转达了李达的意见，劝说他起义时，他说：“投降我是不干的。”方向他分析了形势，讲解了党的既往不咎的政策，指出：“国民党的败局已定，如果我们不主动起义，势必要被迫投降。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日本天皇都要投降，你不投降？与其被迫投降，不如早日主动起义。”在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感召下，又看到邓介松、肖作霖等人都积极支持起义，程潜被说服了，愿意接受李达的建议，决心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他密嘱左右亲信找共产党联系，谈起义问题。
李达把这个情况告诉宏志，宏志向周里同志汇报请示之后，请李达通过方叔章转告程潜，提出了一些要求，如把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调往他处，为今后开展工作扫除障碍，释放政治犯等等。程潜同意了这些要求。为了表示他愿意靠拢我党，主动提出要党把政治犯名单交给他，以便释放。周里同志指示志宏代表地下党答复：我们没有什么名单，只要你们是按政治犯逮捕的，就都释放。这些要求，程潜后来都办到了。
一九四九年初，程星龄正式代表程潜同湖南地下党代表余志宏联系，程要求同地下党负责人商谈起义问题。志宏请示周里同志同意，随即陪同周里到程星龄家里与程和马子谷会见谈话。程首先表示，程潜愿意起义，希望取得中共的同意和支持。周里同志简单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对程潜愿意起义表示欢迎，但指出必须有行动表现。当即提出几点要求：一、不得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捕杀进步群众；二、不得攻击革命游击武装；三、撤换几个县的县长。会谈后程星龄转告程潜，程潜答应履行这些要求。
（五）
策划调陈明仁来湘，是促成湖南和平起义带关键性的一着。
程潜虽有和平起义之心，但他缺少实力。蒋介石和白崇禧对他不断压迫，使他处境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可以依靠的实力，很难抵挡蒋、白对湖南和平解放的破坏。从哪里去找支持程潜的实力呢》一九四九年春节，程星龄找志宏商谈这个问题。程认为现在湖南掌握军权的李默庵不大可靠，如能从武汉把陈明仁调来湖南就比较合适。一是因为陈明仁和程潜的关系很深，他是程的学生和同学，如能将陈调来湖南，既可稳住程潜，又可通过程潜策动陈一道起义；二是因为陈明仁一向是主张和共产党打到底的人，蒋介石、白崇禧对他的反共深信不疑，把他调到湖南可以起到麻痹蒋、白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因为陈明仁和蒋介石已有明显的矛盾，四平街一站失败后，蒋反而撤了他的职，他很不满，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形势下，他想找条出路；通过程潜和其他人士做他的工作，是很可能策动他跟程潜起义的。程星龄还说明，策划调陈明仁回湘之事已得到程潜首肯。志宏赞成程星龄的分析和策划，并经请示周里同意，同时指出，也要充分估计到做陈明仁的工作的艰巨性，他不仅是一贯反共的，而且手中还有几个军的兵力，做他的工作更要机警细致，作好各种必要的准备。
（六）
陈明仁来长沙后，主动把蒋介石密令他监视程潜的事告诉了程潜。程说：“你要捕就捕，要杀就杀。”陈明仁说：“我要抓你就不会告诉你，我不听蒋介石的，听你颂公的。”这个情况证实了原来的估计。陈明仁向程潜这样表了态，使程有可能影响他一道起义。起初，对陈明仁的工作是由程潜亲自做的。后来程潜感到有些棘手，提出要李明灏来做他的工作。
志宏根据做程潜工作的经验，认为还是必须先做好陈明仁周围人士的工作才行。于是下功夫做陈的亲信李君九（人事处长）、温汰沫（经理处长）、陈庚（副参谋长）的工作，他们三人后来都成了陈明仁同地下党联系的代表。
李君九是程星龄、李石静从台湾动员回来做陈明仁工作的。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程星龄介绍李和宏志认识。李来到湖南后，陈明仁开始只给他一个一兵团的高参名义，没有实际职务。志宏认为这种无权的挂名差事，对今后开展工作不利，建议李要个掌权的差事。李直截了当的对陈说：要有点权才能摸情况，给你出主意。陈于是又给了李第一处处长（掌握人事）的职务。这样李就有机会参加承德一些高级幕僚的会议，掌握了一些重要情况，想志宏汇报。志宏还经常给李讲解形势和政策，由李转告陈明仁，使他明确，只有跟随程潜起义，才是出路。当时地下党很担心陈周围的人破坏起义，经常提醒李注意和陈来往的人，并通过李提醒陈少和那些特务来往。
志宏除通过李君九做陈明仁的工作之外，还通过温汰沫、陈庚做他的工作。志宏和李、温碰头，经常在织机街温的家里。陈庚也是陈明仁亲信，志宏也常去浏正街菜根香他家找他谈话。志宏通过陈庚了解到陈明仁部队活动的一些情况。
为了协调程潜、陈明仁的行动，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底，志宏开始组织程星龄、马子谷、唐星、李君九、陈庚定期开碰头会，听取他们汇报关于酝酿起义的情况和问题，传达省工委的指示，商讨解决一些重大问题。
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长沙市的学生、工人，准备在五一劳动节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集会游行。地下党了解到白崇禧对此早有所闻，派了几百名特务，准备大肆镇压群众。省工委经过研究，认为如果组织游行，势将造成流血惨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打算劝导群众，取消游行。但因群众情绪激昂，未便坚决制止，想先试探一下陈明仁的态度。志宏代表地下党在碰头会上提出：要求陈明仁保证集会游行群众的安全，并建议陈自兼长沙警备司令，切实控制他的军法处，以免特务破坏和平运动。李君九转达了陈明仁的意见，表示愿意照地下党的意见办，但是特务太多，他怕控制不住，要求地下党说服群众只集会、不游行。这样，他可以保证集会的安全。于是地下党说服学联和工会负责人停止游行，他们接受了党的指示。那天志宏完成了这一任务回到家里，一边敞开胸前的衣服，一边细声地对我说：“明天的游行不游了，让敌人去扑个空吧！”
（七）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在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的工作已趋成熟的时候，欧阳方同志传达省工委的指示，要志宏动员程潜、陈明仁写个备忘录，承认接受我党关于和平解放的八条。志宏请程星龄转达程潜，程表示同意，由程星龄起草，经志宏审核，送交程潜亲笔签了字。当送交陈明仁签字时，他说这是形式，又怕泄密，拒绝签字。这个情况引起了地下党的重视，认为要继续耐心做好陈明仁的工作，备忘录也就没有勉强他签字。经程潜签字的这份备忘录，由志宏送欧阳方同志转交周里同志，周里同志派刘尚文。黄人凌、张有初三位同志用一特制的夹层蔑篓子，把备忘录放在两层的中间，安全地送到了武汉王首道同志手里，首道同志立即转给了党中央、毛主席。
在送备忘录的前后，毛主席。周副主席通过地下交通线邀请李达同志去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程潜曾托李向毛主席转达他起义的愿望。李达抵达北平后，向毛主席汇报了程潜的意思。党中央、毛主席收到程潜的备忘录和听了李达的汇报以后，立即电示四野，陈兵湘鄂边界，随后又派出代表进入湖南，加速了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
（八）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白崇禧来到长沙前后，程潜心绪不安，他担心程星龄找到的地下党的这条线，和人民解放军取不到联系，希望把起义的事情最后落实下来，要求见地下党负责人。周里听志宏汇报以后，指示志宏说：“我不能出面。你可作为地下党负责人的代表去见他，就说是党派你来的。”于是志宏由程星龄陪同去见程潜。当时志宏还只三十二岁，程潜见他是个青年知识分子模样，便说：“你呀！我看你不像是地下党的负责人，我要见你们的负责人。”他以为地下党负责人不肯亲来见他，是怕他设了圈套，特郑重表示：“我要搞就搞明的，不搞暗的，不会害地下党人的。”坚持要见地下党的负责人。
志宏将情况向周里同志汇报，周里又指示志宏说：“你再去对程潜说清楚，你虽不是地下党的负责人，但是地下党派来的代表，要他有话尽可和你讲，你可以向党中央直至毛主席转达，不会泄密，不会暴露。”志宏再次去见程潜，把周里的话对他说了，程潜这才相信了这个青年人。第二次会见时，志宏除了交代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着重指出这个政策是个坚定不移的之外，还代表党想程明确地提了三点要求：一、释放一切政治犯；二。负责保护国家财产、机关、档案和工厂、交通、桥梁；三、不得捕杀革命群众。并说：只要你做到了这三条，我们就报告毛主席，你的功劳保证一条也不少。程潜表示第一、二条完全可以做到，就是第三条有些困难，因为捕人权是由蒋介石的特务掌握的，他无法完全控制。但表示要努力去做。程潜也向我党提出三条：一是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但不参加共产党；二是反对蒋介石，但不背叛国民党；三是对特务虽不能指挥，但可以控制。他还表示，只要不把他放在战犯之列，起义后能够“保全首领”，就如愿以偿了；他在南京、上海、长沙都有房子，只要把上海的房子留给他住，就满足了。程的这些要求，志宏都向省工委汇报了。程潜接着召集了特务头子开了一个会，宣布凡是捕人必须经他批准，没有他的允许，不准随意捕人。我党提出的三点要求，程基本上都做到了。
（九）
一九四九年七月，陈明仁虽然已决心跟随程潜起义，但思想上仍有顾虑，既怕共产党算老账，又怕起义被看成投降，还怕部队当俘虏。李君九、温汰沫、陈赓向他转达了地下党的意见，他还是有些不放心，怕李、温、陈联系的地下党代表（指志宏）担不起责任，和人民解放军取不到联系，要求面见地下党的负责人。李君九将陈明仁的要求告诉了志宏，经请示省工委委员欧阳方，还是派志宏去见陈。志宏同陈见面，是由李君九陪同的。陈从醴陵家乡风土谈到他决心随程潜起义的意愿。志宏代表地下党对他的这种愿望表示欢迎，然后针对他的思想顾虑，分析了解放战争发展的大好形势，告诉他许多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不到的消息使他进一步明确了国民党反对派彻底垮台是大势所趋；向他指出解放军已经压境，湖南马上就要解放；着重向他交代了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和立功受奖的政策；说明算不算老账要看他的行动，起义立了功，不仅不算老账，还要论功行赏。反复强调是否立功，要看行动，有多少功，我们就向上报多少功，一直可以上报到党中央、毛主席，绝对保密，不会暴露。这对坚定陈明仁起义的决心起了很大作用。
志宏在执行党的任务时，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去见陈明仁的那天，他是作了最坏的准备的，他叮嘱我说：“我今天有要事出去，要是今晚没有回来（那时长沙市晚上十二点开始戒严，不许通行），你明天早晨一定要设法把这个情况告诉唐先生（周里同志的化名）！”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话怔住了，不知说什么好，也不知道将发生什么事，只有呆呆地望着他远去的身影，估计他一定是去执行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心里不免忐忑不安起来。回想起他经常教育我，一个共产党员把生命都交给了党，个人的安危算得什么？使我更为他的安全担心。直至他安全返家，我的心才平静下来。
（十）
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欧阳方同志来通知志宏，说他已被特务注意，要他在两天内离开长沙，转移邵阳暂避。他在邵阳只呆了一个星期就回来了。五月某日，欧阳又匆忙来到我家，说我家的地址已不合适，要我们在三天内搬家；并指示今后我们的住址应该保密，少和亲友往来，以免暴露。我们遵命搬到了南门光裕里。为了避免特务的跟踪，伪称我们是从县里搬来的，并改换姓名，志宏改名余思，我改名李希明。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成年人都要领取“国民身份证”，还要贴上照片。我们采取借故拖延的办法，商请房东出面说情，允许暂时不贴照片（直到解放，我们的“国民身份证”上一直没有照片）。为了防避敌人追捕，我们注意了解住房周围的环境，特别是了解除了大门以外，是否另有可出入的门路。这栋房子地处南门偏僻的巷子，大门内是个小院子，大门旁边有一小门通一块菜地，通过菜地，串门走户可通到南门的大街。万一遭到特务的包围，可以从这里出去。
这段时间，周里同志经常把党的一些重要文件放在我家，由我们代为保管，我把它藏在一块可以活动的地板下面，再把桌子压在地板上面，谁也看不出这个秘密。周里同志常来这里阅读文件，看完了我又把它藏在原处。
当时，地下党缺少活动经费，志宏为了接济同志们的生活，使得他们能够坚持工作，遇到险情能够及时安全转移，他曾请示周里同志同意，变卖了部分家产，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其中有一部分用于开办补习学校。
补习学校是作为党的一个秘密机关办起来的，初期由志宏负责，后来由刘梦华同志主持，表面上是补习科学文化知识，实际上是掩护一些暂时没有公开职业的地下党员在这里食宿。省工委委员罗正坤同志常住这里，地下党员胡兆瑞、王蔚琛、郑小叶、陈执中、袁家式等同志都在这里住过。后来有些县工委书记也到这里来向周里同志汇报请示过工作。
周里同志的爱人常杏云同志工作的小学，是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站，遭敌人破坏后，她不得不暂时转移到长沙乡下。周里同志也在这时到香港华南局汇报工作去了。常杏云在转移时为了避免特务跟踪，就在走的当天凌晨先到我家，作为我家留宿的客人，天亮后，她带着一个小孩坐了轿子，我们把她稳妥地送走了。当时我不知道他们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她们从什么地方来，志宏暗示我不要多问。
（十一）
在策动湖南和平解放的日日夜夜里，志宏身负重任，代表地下党同程潜的代表程星龄，陈明仁的代表李君九、温汰沫、陈赓经常联系，进而面见程潜、陈明仁，还同周旋于白崇禧、陈潜之间的唐星经常联系，掌握白崇禧的动态，以便及时向省工委汇报，帮助省工委作出正确的决策。他深入敌人的营垒，就得百倍提高警惕。时刻准备同敌特进行严重的斗争。尽管程潜、陈明仁已决心起义，但是他们两人都一再表示对蒋介石和白崇禧的特务不能完全控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和扫除起义中的障碍，对待敌特，除了消极防范以外，还必须采积极进攻的策略，分化瓦解他们。志宏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
志宏在策动绥靖公署秘书长刘岳厚起义时，一度险遭特务毒手。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四八年冬，某天，他从刘岳厚家里出来，不过一刻钟的时间，特务便借突击检查户口为名，闯进刘家搜捕志宏。志宏时候告诉我他遇险的情况，我关切地提醒他：“刘家你是不能再去了，你若是落在特务手里，是没有生还的希望啊！”可是他并没有被特务的猖狂所吓倒，笑着对我说：“这正是利用刘与蒋匪特务之间的矛盾来作工作的好机会，小心一点就是了，你不要太担心了。”过了两天，他仍然去刘岳厚家。他对刘说：“特务如此猖狂，胆敢闯进你家里抓人，把你摆在什么地位？！”志宏有意激化刘与蒋匪特务之间的矛盾，进一步争取他跟随程潜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志宏还鼓励我万一落到敌人手里，要勇敢沉着，第一是不怕，怕是没有用的，只要想一想这是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就有力量对付敌人；第二要善于对付敌人，象你可以伪装一个家庭妇女，一问三不知，敌人也无可奈何。
一九四八年秋冬，志宏通过陈采夫、马子谷、唐星等策动了宪兵第十团团长姜和瀛，姜表示愿跟程潜起义。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姜曾将特务准备要逮捕的湖南大学的教师学生一百多个人的黑名单（其中有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刘正、曹延藩、彭越、曹伟如等同志）上报程潜转给了志宏。志宏立即上交周里同志，周里通知湖南大学地下党组织迅速转移、隐蔽，使这些人得以脱险。
一九四九年六月，志宏还接手策反军统特务张严佛的工作。张严佛是个地位较高的特务，戴笠死后，他在保密局内部受排挤，一九四八年回湖南想投靠程潜走和平起义道路。张和程星龄是很早以前在北京读书时就认识的。程星龄曾和程潜商量，为了防止特务对和平起义的破坏，也想把张拉过来，借以控制长沙的军统特务。志宏请示周里同志，周里指示：如能通过张严佛控制住特务不进行破坏，当然是好事，但要特别警惕。策反张严佛的工作开始是由程星龄、李石静去做的。随后程星龄要求志宏派人和张联系，省工委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涂西畴同志，并让他化名陈钧与张联系，进行工作。一九四九年六月，省工委欧阳方同志告以涂另有任务，这个工作由志宏接手，志宏曾责成张严佛释放了一位被捕的进步小学教员。解放前夕，志宏从张那里搞到一份湖南军统特务的名单，并要张写了一份关于军统组织机构的材料。解放初期，经请示周里同志，把这份名单和材料，由志宏和涂西畴同志交给了省公安厅副厅长夏印同志。看来策反张严佛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对于解放前夕长沙地下党组织免遭破坏和解放后肃清潜伏的特务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据夏印同志讲，长沙军统特务基本上是一网打尽了。
湖南和平解放的胜利实现，首先是由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英明决策，由于湖南省工委的正确领导和湖南广大人民群众的坚持斗争，以及许多民主人士的大力协助。这是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余志宏同志作为承担具体工作的一个共产党员，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在复杂危险的环境里奋不顾身地工作，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党的事业上，只不过尽了他应尽的责任而已。
志宏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加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连他在湖南和平解放事业中的贡献也成了“反革命罪行”，这是多么卑劣的诬陷！然而志宏同志始终不为淫威所屈，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片丹心始终不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经过六年的非人折磨之后，他身患重病，生命垂危，这才被允许由武汉来到长沙治病。一九七二年九月，他临终前一个月，佃居在岳麓山向阳坡一个菜农的家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山谷林深听鸟鸣，
一身潇洒等轻尘。
丹心夜夜对明月，
莫计生前死后名。
这是他在自知不久与人世的时刻表达的对党的忠贞和对林彪、“四人帮”的蔑视。现在，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我深信志宏同志的沉冤终将得到昭雪。
一九七九年八月于珞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