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维武

  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和把握，是从唯物史观开始的。1919年后的10年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唯物史观的形式在中国获得大规模传播的时期。李达是这一哲学运动的最积极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早在1919年，他就在日本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等书，在国内出版。他写于1926年的《现代社会学》一书，则是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所作的最系统的阐发，成为影响一时的名著。

  李达传播唯物史观的真正深刻之处，除了对唯物史观作了学理上的系统深入阐发外，更在于很早就敏锐地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明确地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重视中国国情。他写于1929年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用唯物史观对近代中国社会进行深入考察，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根据与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第二个10年，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相伴随的。李达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唯物辩证法运动的思想领袖。他不仅翻译了一批新近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还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系统阐述，使中国人开始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结合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一种新的理解。他在这一时期出版的《社会学大纲》，成为这一哲学运动的代表作；他在这部书中所提出并阐释的“实践的唯物论”，成为这一哲学运动的思想旗帜。

  李达以“实践的唯物论”规定唯物辩证法，一方面强调和凸显了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位置，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这标志着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更准确的把握；另一方面又突出地从认识论意义上来理解实践概念，来理解唯物辩证法，这又表现出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化、方法论化的倾向。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在历史上起过相当积极的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斗争的旗帜和实践的指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本体论转向“实践论”。“实践论”的提出，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作为本体论的“实践的唯物论”改造成为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而这种改造，可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发展所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因此，强调“实践的唯物论”而重视作为认识论的实践，是李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贡献。

                                                   （作者系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